禽流感祸首并非病毒！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过去四、五十年来，在已知的21起禽流感爆发事件中，H5N1病毒的传染占了四起。最初是于1959年发生在苏格兰的养鸡业中，30多年后，1991年在英国的火鸡业中再次传开；接着于1997和2002年在香港爆发。今天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H5N1感染，可说是2002年事件的延续。其爆发能量，已波及野生禽鸟。


自三月中旬禽流感传到我国，特别是槟州和霹雳州以来。官方很快把矛头指向候鸟，并似乎具娱乐韵味地大力追捕被列为疫情区的甘帮鸡，让各地媒体相竞报道，呈现给全国人民。

早前槟城消协主席莫哈末伊特里斯（SM Mohamad Idris）为甘帮鸡辩护说，放任小群体饲养的本地鸡只，一般上对禽流感病毒具相对强的抵抗能力，即使受感染其传播的范围也较小。他说，官方的防疫方法不但错误，也模糊了视线，让工厂式的密集养鸡坊，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反而被忽略了（见《当今大马》3月25日报道）。

显然官方的手法并非无知或无意的过失。若是真正“对症下药”，从养鸡坊着手的话，恐怕要对这项具巨大经济利益的工业造成立即的伤害。为了表示政府对这种也为人类生命带来死亡威胁的流感有所防备与行动，就只好“秀”一场白色恐怖（白衣整装执行）的闹剧。

伊特里斯与本地环保人士如大马自然协会主席罗志良（Loh Chi Leong译音）及鸟类生命国际（BirdLife International）的执行董事兰迪斯（Michel Rands）同样认为野生鸟类并非病毒的传播者，他们举出证据说明候鸟白鹭及池塘禽鸭类的死亡与受感染，只能说明它们是受害者（见3月28日Star Two）。

国际机构如GRAIN的研究指出，病源来自卫生情况不佳的密集式养鸡坊，H5N1病毒可通过来羽毛、垫殿物及被用作农肥的受感染鸡粪传播。据报道有关病毒在这些载体中可生存35天。

评论指当局把责任往野生鸟类上套，乃最方便的方法，因为这样没有人必须为疫情负责。实际上，自禽流感在我国爆发以来只发现一只牛鹭（Cattle Egret）受感染死亡。

当霹雳州布吉美拉飞禽公园中的禽鸟发现遭感染时，当局即将全国39种250只禽鸟全数毁灭。其负责人哈妮娜阿都默拉尔（Hanina Abdul Moral）称，此举导致其机构损失马币20万元，同时也失去了游客和营利的机会。

《生态学人》编辑Pat Thomas引用美国农业部的报道称，自1997年以来，计逾16次的禽流感爆发（H5与H7型病毒），但只有少数的禽鸟死亡，另一些生了病。然而，感染对农人来说，病鸡或减少生蛋的母鸡，会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的是等待疫情过去，倒不如毁鸡来换取政府的补偿金。农人同时声称，毁灭方案对受感染的鸡只更为人道。但批评此言论者说，若农民真的对动物仁慈，就不会采用密集的饲养方式。

据报道，死于禽流感的野生鸟类实际上不多，最大的一家是2005 中国青海大湖的六千只野生鹅死亡。可是在克罗底亚的鱼塘区的1744只鹅群中，在30只死亡后，所展开的测试显示周遭两千多只的野鹅和家禽并没有受到感染（见3月28日Star Two转载鸟类国际与世界粮农组织的资料）。马来西亚农业与农基工业部长慕尤丁称毁鸡是最科学的方法，未见得有强有力的根据。

Pat Thomas指这类处决家禽或家蓄（英国牛群口足症）的方案为“死亡的文化”（Culture of Death）。她称禽流感为“肯特鸡炸流感”（Kentucky Fried Flu），她指疫情真正的原因并非病毒，而是不人道（不合理）的养殖情况所致。Star Two报道说，马来西亚鸟类保护协会的Glenda Noramly表示担心把矛头指向野生鸟类，将会把应有的防备注意力引开，而忘掉真正的问题。

湿地国际（Wetland International）的鸟类保护负责人李大卫（David Lee）也发表谈话，请求当局例常管制我国主要的湿地生态及关注野生鸟类的死亡，而不是把受害者当作祸首。

Pat Thomas 也指出受H5N1侵袭的候鸟不可能长途飞行，再把祸害降给农坊的鸡只。对于我国目前已是它们回春的时候，这个事实只能令嫁祸者丑态毕露。

当我们看到部长们所带领一批又一批的肉食者，在记者摄影机前表演吃鸡腿和拥炸鸡餐时，我们会否看得出这群人不断在鼓励密集养业的滋长，并隐瞒了真正的疫情。朋友，请你说说看，谁才是真正的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