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马大经济学院教授拉惹拉西亚（Raja Rasiah）引用一项社会研究结论指出，当违法的行为所获得的酬报远远大过其风险的时候，即便是宗教领袖主教也会犯偷劫的。
当然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不是主教的道德问题，而是指社会环境或制度没有受监督和制衡时，弊端肯定会出现。近年来，我国公民社会与政治界人士对国家制度的问责、透明性及执法力的吁求已越来越强大了。
在刚过不久416的砂拉越第10届议会选举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制度性的弊端不断发生，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贿选。在州议会解散后及竞选期间，原本只是看守身份的政府部长，却利用官方活动来为政党宣传。又由于国会选举不在同时进行，联邦部长更是理直气壮地拨款及宣布或签署各种发展计划。
这些活动都可视为不公平及不合理的滥权行为。反贪污委员会不但没有主动采取行动，甚至对有关贿选的举报，经常步履蹣跚或不理不睬。2010年诗巫国会补选投票日前夕首相纳吉“你帮我，我帮你”的500万元治水计划承诺，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反贪委至今没有回应。
砂州选贿选猖獗
民间团体选举观察团揭露弊案，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效果。10届砂州选举时，首相、副首相兼教育部长、卫生部长及国内贸易部等又重复滥用行政职权与公共设施及资源为国阵宣传，州看守政府部门及半官方或官方资助的组织如自卫团（RELA），社会福利组织（KEMAS），及资源来历令人质疑的”一个马来西亚“组织等也不遗余力地在竞选期间大肆活动。
贿选活动则更加猖獗，公众已见怪不怪，甚至成为了街头巷尾众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在砂中区诗巫，尤其是乡区普遍相传有钱的或获财团撑腰的候选人，出价一票为500元和1000元。没有雄厚资金的国阵获选人，则只提供100或200元。而民主行动党重复的宣扬“钱照拿，票投火箭”的理念。但却也丝毫阻不了金钱政治的蔓延。
邮寄选民在诗巫三洋大厦投票站的楼梯疑进行交易时，被民主行动党的观察员逮个正着摄入了录影镜头。不过，恐怕警方也不会继续追踪该宗违法投报。
诗巫郊外N52达明（Tamin）选区的一名长屋屋长坦诚向选举观察员讲述其如何获得国阵候选人1万元的贿选金。其中5000元已兑观。屋长也许不知道受贿与施贿同样违法。1954选举法令规定，一旦罪名成立可被判罚款5000元或监禁两年，或二者兼施。砂拉越有许多长屋居民的习俗土地权益受国阵土地政策的伤害，但他们在受贿之后，似乎并没有好好应用手中的一票，为自己的福利作出明确的选择。然而，他们对购买选票的行为感到厌烦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及时的现金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
老人选票也闹革命
砂州选尘埃落定，一些分析指出民联获得绝大多数较年轻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华裔社群。乡区见许多年青选民在外地打工，未能返乡投票，所以成为了国阵的优势所在。
可是若我们详细地看一看诗巫华裔选票的倾向，我们会发现老年人的革命也在发生。比如华裔选民多达95%的N45武吉阿拾选区（Bukit Assek），老年人投国阵与民联的比例为29%对71%（根据第一及第二投票渠道统计），而年青人的投票倾向比例只稍少一些与21%对79%（根据第四及第五或第六投票渠道统计）。而华裔选民占89%的在N48巴拉旺选区 (Pelawan)，老人投火箭的比例为60%，相对于年青人的72%。
有人认为诗巫的老年人之所以反国阵，乃因为占人口近一半的基督徒已对腐败行为作出裁决。这个涉及宗教伦理的论点尚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基督徒与否，老年与青年的投票倾向都是一致的。
贿选不一定胜利
诗巫有四个国阵人联党的华裔候选人参加竞选，而他们也都是基督徒，相传当中亦有贿选之嫌。但除了N47巴弯阿山（Bawang Assan, 华裔选民占60%）的黄顺舸（左下图）中选外，其他三人皆告失败。
这样看来违法酬报的理论对诗巫选区来说却不见得能够或立。因四个候选人皆用同样的手段，也面对同等的低风险，却没有获得相同的酬报。
如果低风险的违法没有得所期待的酬报的话，这样的行为还会滋长吗？教授也许应该修改他的理论了！
10届砂州选后一周，人联党诗巫总部出现百余名巴弯阿山的长屋选民，怀疑是因没有拿到候选人承诺中选后领取的400元现金（选前已获100元），而前来领钱。
这就重演1995年国选后数百选民拥向P211南兰区候选人张泰卿的常青公司大厦去领钱事件，很有银行挤提的味道。当时还惊动了镇压部队红头兵来维持秩序呢！16年前的违法贿选行为没有面对法律的制裁，今天，这种重复的行为还是照样相安无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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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6, 2011
行政纠正砂州习俗地占用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 随着油棕业拓展，砂拉越原住民习俗地的冲突已达到白热化阶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相关纠纷的法律讼诉案件已累计逾两百起。其中数起已判决习俗权归原住民所有，法庭认为习俗土地具有宪法保障，不容无理侵占，即便是发展商拥有所谓合法的执照或临时地契（provisional lease），也不能改变习俗地的地位。所有未经土地主人认可和没有合理赔偿的占地行为，皆为非法。
较早前，由于习俗地未获测量不具黑字白纸的地契文件，砂州国阵政府滥用职权，没有尊重原住民的权益，将习俗森林与习俗地分配给财团及私人企业。过去的半年来《砂拉越报告网站》（http://www.sarawakreport.org/）大量揭露至今在位已达三十年的首席部长泰益玛目利用本身的职权为自己及家族制造巨大财富，并在加拿大、美国、英国及澳洲等地置业。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土地及伐木权分配与发展的收益。
早在2002 年，第一起法庭判决习俗地权归起诉人诺牙崴（Nor anak Nyawai）长屋居民时，非政府组织就认为，所有相同的纠纷只要原住民提供证据，那些不合法律程序所发出的执照或临时地契，只需要以行政手续就可轻易解决相关争议，没有必要经过昂贵与漫长司法程序。
然而，这项做法毕竟对即得利益者的代价太大了。正因如此，政府有意让每一个诉讼都当作个案，蓄意拖延时间，没有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就不会罢休，目的无非是要保护财团与政客的利益。诚如西方谚语所言：延迟的公正等于否定公正。
因大选而推行部分纠正
马来西亚法院在原住民习俗地的案件判决上採纳了其他国家的先例（ precedent），符合国际原住民人权的意向。可说是为司法独立挽回了一些声誉。可是由于行政权不配合，却走回了原路。
正当许多原居民对习俗地的保障感到极其无奈与愤怒之际，今年三月砂土地测量局撤消了一份逾两千公顷的临时地契。这份地契原是发给一家与首席部长家族关联的发展商，取名为极地水平线有限公司（Polar Horizon Sdn Bhd）。该地段座落在砂拉越南端古晋省伦乐县，地契与当地人民的习俗地重叠。
有关公司将该地开发为油棕园丘时，曾面对居民的强大抗衡。数月前公司采取了法律行动，存心要驱赶他们。显然，受影响的495户人民有马来人与比达友族群，他们已组织起来誓要捍卫家园，并指称有关地契为不合法，同时要求公司赔偿所造成的破坏。居民也正拟反控公司非法侵占他们的习俗土地。
也许是因为砂拉越即将举行大选，国阵政府正意识到习俗地的问题可能影响选票流向反对阵线，因而采取了部分纠正的行政措施。这项撤消地契的行动虽然并不表示政府承认当地原居民的习俗地，但已足以让当地居民恢复传统的土地应用，或推行他们自己选择的发展项目。
从政者不太理解习俗地
去年五月诗巫国会议席补选前后，在政党与社团所举办的对话和论坛上，笔者有机会提问朝野政要有关彼等的原住民政策。前马华公会主席翁诗杰的回答主要是从反面而言，即不应给什么，免得宠坏他们的说词。当然，他不会忘记道出一般性扶贫之词，如“给他们鱼不如教他们捕鱼”之类的理论原则。其实我们不能责怪诗杰的说词太笼统和不具体，因为毕竟他的主要政治职责是远在西马半岛，对砂拉越的事务不太了解，情有可原。
遗憾的是，民联行动党砂州领袖、国会兼州议员张建仁也答不出一个所以然，只声称若拿到执政权，必会发地契给习俗地的主人。当然了，他是律师应该熟悉国家法律，但却似乎对习俗法没有太多理解。许多相关讨论都对原住民获地契有过详细的分析，其中一项主要的关注是，在现今市场主导的社会中，地契反而会使他们更快失去土地，或变卖换金钱来花。再者，有些原住民族群如游移的本南社群没有农耕活动，而恐怕会因此得不到地契。
有位年轻的公正党律师Abun Sui，倒是给出了令人非常赞赏的答案。那就是将那些没有履行法定条文的伐木执照或临时地契取消。原来那些条文包括必须处理和解决执照区或地契范围内习俗地的纠纷。很显然地，当今砂州政府在发执照与地契时，并没有先鉴别原住民习俗地的界限，或有意忽略习俗权，这是问题的症结。执行者特意为财团保留一个贪婪的空间，让彼等可以欺诈文化水平较低的乡区人民。
目前这项简单的行政措施似乎已经启动了，而且还是针对首长自己关联的公司。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行政的手段会遇见太大的阻力，条件是人民的醒觉提高了。当然了，改换政府肯定会加速习俗地的公正待遇。
州选来了，民联要及时将这个信息遍传给内陆居民，恐怕还有些力不从心。否则Berubah （民联州选的改朝换代口号）就不应该是件不可能的事了。
较早前，由于习俗地未获测量不具黑字白纸的地契文件，砂州国阵政府滥用职权，没有尊重原住民的权益，将习俗森林与习俗地分配给财团及私人企业。过去的半年来《砂拉越报告网站》（http://www.sarawakreport.org/）大量揭露至今在位已达三十年的首席部长泰益玛目利用本身的职权为自己及家族制造巨大财富，并在加拿大、美国、英国及澳洲等地置业。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土地及伐木权分配与发展的收益。
早在2002 年，第一起法庭判决习俗地权归起诉人诺牙崴（Nor anak Nyawai）长屋居民时，非政府组织就认为，所有相同的纠纷只要原住民提供证据，那些不合法律程序所发出的执照或临时地契，只需要以行政手续就可轻易解决相关争议，没有必要经过昂贵与漫长司法程序。
然而，这项做法毕竟对即得利益者的代价太大了。正因如此，政府有意让每一个诉讼都当作个案，蓄意拖延时间，没有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就不会罢休，目的无非是要保护财团与政客的利益。诚如西方谚语所言：延迟的公正等于否定公正。
因大选而推行部分纠正
马来西亚法院在原住民习俗地的案件判决上採纳了其他国家的先例（ precedent），符合国际原住民人权的意向。可说是为司法独立挽回了一些声誉。可是由于行政权不配合，却走回了原路。
正当许多原居民对习俗地的保障感到极其无奈与愤怒之际，今年三月砂土地测量局撤消了一份逾两千公顷的临时地契。这份地契原是发给一家与首席部长家族关联的发展商，取名为极地水平线有限公司（Polar Horizon Sdn Bhd）。该地段座落在砂拉越南端古晋省伦乐县，地契与当地人民的习俗地重叠。
有关公司将该地开发为油棕园丘时，曾面对居民的强大抗衡。数月前公司采取了法律行动，存心要驱赶他们。显然，受影响的495户人民有马来人与比达友族群，他们已组织起来誓要捍卫家园，并指称有关地契为不合法，同时要求公司赔偿所造成的破坏。居民也正拟反控公司非法侵占他们的习俗土地。
也许是因为砂拉越即将举行大选，国阵政府正意识到习俗地的问题可能影响选票流向反对阵线，因而采取了部分纠正的行政措施。这项撤消地契的行动虽然并不表示政府承认当地原居民的习俗地，但已足以让当地居民恢复传统的土地应用，或推行他们自己选择的发展项目。
从政者不太理解习俗地
去年五月诗巫国会议席补选前后，在政党与社团所举办的对话和论坛上，笔者有机会提问朝野政要有关彼等的原住民政策。前马华公会主席翁诗杰的回答主要是从反面而言，即不应给什么，免得宠坏他们的说词。当然，他不会忘记道出一般性扶贫之词，如“给他们鱼不如教他们捕鱼”之类的理论原则。其实我们不能责怪诗杰的说词太笼统和不具体，因为毕竟他的主要政治职责是远在西马半岛，对砂拉越的事务不太了解，情有可原。
遗憾的是，民联行动党砂州领袖、国会兼州议员张建仁也答不出一个所以然，只声称若拿到执政权，必会发地契给习俗地的主人。当然了，他是律师应该熟悉国家法律，但却似乎对习俗法没有太多理解。许多相关讨论都对原住民获地契有过详细的分析，其中一项主要的关注是，在现今市场主导的社会中，地契反而会使他们更快失去土地，或变卖换金钱来花。再者，有些原住民族群如游移的本南社群没有农耕活动，而恐怕会因此得不到地契。
有位年轻的公正党律师Abun Sui，倒是给出了令人非常赞赏的答案。那就是将那些没有履行法定条文的伐木执照或临时地契取消。原来那些条文包括必须处理和解决执照区或地契范围内习俗地的纠纷。很显然地，当今砂州政府在发执照与地契时，并没有先鉴别原住民习俗地的界限，或有意忽略习俗权，这是问题的症结。执行者特意为财团保留一个贪婪的空间，让彼等可以欺诈文化水平较低的乡区人民。
目前这项简单的行政措施似乎已经启动了，而且还是针对首长自己关联的公司。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行政的手段会遇见太大的阻力，条件是人民的醒觉提高了。当然了，改换政府肯定会加速习俗地的公正待遇。
州选来了，民联要及时将这个信息遍传给内陆居民，恐怕还有些力不从心。否则Berubah （民联州选的改朝换代口号）就不应该是件不可能的事了。
国际森林年的政治意义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联合国对“国际年”的制定无非是为唤醒世人对有关事件和议题的关注，并期望政府和人民能采取适当的对策和行动来解决问题及改善情况。
二月初推展的2011年国际森林年就是继生物多样性年之后，另一项相关自然保护的全球呼吁。后者延续前者的努力，把焦点调准在陆面的一个重要生态区。
也许我国大多数人民尚不知道，国际社会保护热带雨林的第一波热潮，乃起源于20多年前砂拉越本南族群设路障的活动。全球首次意识到热带雨林的脆弱。
当时环保运动已入高峰的西方社会正尽力采取诸多措施及大事报道各地相关雨林的危机，包括设立木材认证制和约制非法木材产品贸易等。民间组织环保团体发起保护森林运动，并将原住民社群，尤其是本南人的捍卫权益活动推向世界的舞台，成为了热带雨林的守护明星。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森林保育计划主任马金尼斯（Stewart Maginnis）认为森林年的设立是要让森林的问题再回到议程的一项重要决定。希望借此提供我们真正的机会将森林议题摆出来讨论，并把已有的成就进一步兑现。
全球16亿人靠森林为生
在回应一项访谈时，马金尼斯指出，全球估计有16亿人民依靠森林为生。不单是内陆的原住民，许多社会边缘的农村也需从森林获得食物、燃料及换取现金的资源【注1】。
只是这些社会功能长久以来被政策的制定者所忽略，没有被写入家庭收入的统计中，尤其是那些非现金的收入。也正因如此，国家的森林政策遭严重地扭曲，似乎将木材列为唯一对国家有经济贡献的森林产品。
大家都记得不久前在马哈迪的时代，保护森林的活动往往被当作反国家反发展的行为。本南人被形容为荒蛮的野人，必须从森林中抽出重新安置他们；在政府与伐木商的眼中，原住民俨然是国家经济成长的障碍。
按自然保护联盟的全球统计，森林为其所依赖之家庭每年提供约130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所有工业国为落后国家所提供的发展援助金的总额。这么庞大的数据被世界各国政府所忽略，简直是一项不可饶恕的过错。
上世纪90年代，笔者曾对砂拉越泗里奎省的一座长屋12户家庭的森林收入作了五年的量化统计，发现他们的收入远在国家贫穷线的三倍或四倍以上。而他们可能在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被归类为极端贫穷的一群，因为他们的现金收入不多。
当时州政府有意将那片数百公亩的社区森林地交由发展商去开辟为油棕园丘，当地社区却强力反对该举。他们认为，园丘经济利益的分配方式不会真正惠及社区人民。今天许多被征收的习俗地园丘项目已证实了人民所担心的。而森林原有多样性的生态及其他生态及社会服务功能，绝不是园丘所能提供的。
国阵政府无政治意愿
粮农组织（FAO）的助理总干事厄多都（Eduardo Rojas-Briales）在纽约所举行的国际森林年推展礼上说，这一年对达致更高政治意愿和关注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森林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包括能源、气候变化、土地规划和水源管理的层面。因此，不能依赖一个低姿态的承诺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进入政府的高层，才能获得转机。
就马来西亚而言，森林与土地皆属州政府的权限。目前各州政府对森林事务，显然都未具有高姿态的管理意念。非法伐木活动依然频繁，伐木业与当地社区的矛盾也未曾平息。联邦政府的较高准则似乎没有获得地方州政府的采纳与执行。
环境评估（EIA）也往往流于敷衍的表面形式。尤其是砂州的伐木执照重入砍伐（Re-entry Logging）的评估，并不符合可持续管理的要求。否则，类似2010年拉让江上游浮木阵的事件就不会发生了【注2】。
2011年也正是砂拉越州议会选举年（现届议会于七月任满）。今天同国阵对立的人民联合阵线正在厉兵秣马，有意让乡区的选民与城镇看齐。希望在东马（砂拉越及沙巴）建立两线制的基础，并与西马的政治生态互相呼应，以期达到改朝换代的效果。
是的，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砂州国阵政府在森林政策上并没有显示所应有的政治意愿，腐败的领导层自饱私囊的行径已遭网络媒体，如《砂拉越报告》（Sarawak Report）等赤裸地暴露。而森林这项重要国家财富与生态资源，已不能容许继续失误。
如果说森林年的成功需要政府的意愿，那么缺乏意愿的政府，只好等待改换了。
注释：
一·研究显示，非洲的加纳农村家庭收入有三成半是来自周边的森林和森林资源。
二·2010年10月7日及8日，拉让江上游土崩导致大量朽木流冲往下游构成了一排长达50公里的阵排，而将浮木阵（Logjam）写进了伐木行为的词汇中。
二月初推展的2011年国际森林年就是继生物多样性年之后，另一项相关自然保护的全球呼吁。后者延续前者的努力，把焦点调准在陆面的一个重要生态区。
也许我国大多数人民尚不知道，国际社会保护热带雨林的第一波热潮，乃起源于20多年前砂拉越本南族群设路障的活动。全球首次意识到热带雨林的脆弱。
当时环保运动已入高峰的西方社会正尽力采取诸多措施及大事报道各地相关雨林的危机，包括设立木材认证制和约制非法木材产品贸易等。民间组织环保团体发起保护森林运动，并将原住民社群，尤其是本南人的捍卫权益活动推向世界的舞台，成为了热带雨林的守护明星。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森林保育计划主任马金尼斯（Stewart Maginnis）认为森林年的设立是要让森林的问题再回到议程的一项重要决定。希望借此提供我们真正的机会将森林议题摆出来讨论，并把已有的成就进一步兑现。
全球16亿人靠森林为生
在回应一项访谈时，马金尼斯指出，全球估计有16亿人民依靠森林为生。不单是内陆的原住民，许多社会边缘的农村也需从森林获得食物、燃料及换取现金的资源【注1】。
只是这些社会功能长久以来被政策的制定者所忽略，没有被写入家庭收入的统计中，尤其是那些非现金的收入。也正因如此，国家的森林政策遭严重地扭曲，似乎将木材列为唯一对国家有经济贡献的森林产品。
大家都记得不久前在马哈迪的时代，保护森林的活动往往被当作反国家反发展的行为。本南人被形容为荒蛮的野人，必须从森林中抽出重新安置他们；在政府与伐木商的眼中，原住民俨然是国家经济成长的障碍。
按自然保护联盟的全球统计，森林为其所依赖之家庭每年提供约130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所有工业国为落后国家所提供的发展援助金的总额。这么庞大的数据被世界各国政府所忽略，简直是一项不可饶恕的过错。
上世纪90年代，笔者曾对砂拉越泗里奎省的一座长屋12户家庭的森林收入作了五年的量化统计，发现他们的收入远在国家贫穷线的三倍或四倍以上。而他们可能在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被归类为极端贫穷的一群，因为他们的现金收入不多。
当时州政府有意将那片数百公亩的社区森林地交由发展商去开辟为油棕园丘，当地社区却强力反对该举。他们认为，园丘经济利益的分配方式不会真正惠及社区人民。今天许多被征收的习俗地园丘项目已证实了人民所担心的。而森林原有多样性的生态及其他生态及社会服务功能，绝不是园丘所能提供的。
国阵政府无政治意愿
粮农组织（FAO）的助理总干事厄多都（Eduardo Rojas-Briales）在纽约所举行的国际森林年推展礼上说，这一年对达致更高政治意愿和关注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森林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包括能源、气候变化、土地规划和水源管理的层面。因此，不能依赖一个低姿态的承诺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进入政府的高层，才能获得转机。
就马来西亚而言，森林与土地皆属州政府的权限。目前各州政府对森林事务，显然都未具有高姿态的管理意念。非法伐木活动依然频繁，伐木业与当地社区的矛盾也未曾平息。联邦政府的较高准则似乎没有获得地方州政府的采纳与执行。
环境评估（EIA）也往往流于敷衍的表面形式。尤其是砂州的伐木执照重入砍伐（Re-entry Logging）的评估，并不符合可持续管理的要求。否则，类似2010年拉让江上游浮木阵的事件就不会发生了【注2】。
2011年也正是砂拉越州议会选举年（现届议会于七月任满）。今天同国阵对立的人民联合阵线正在厉兵秣马，有意让乡区的选民与城镇看齐。希望在东马（砂拉越及沙巴）建立两线制的基础，并与西马的政治生态互相呼应，以期达到改朝换代的效果。
是的，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砂州国阵政府在森林政策上并没有显示所应有的政治意愿，腐败的领导层自饱私囊的行径已遭网络媒体，如《砂拉越报告》（Sarawak Report）等赤裸地暴露。而森林这项重要国家财富与生态资源，已不能容许继续失误。
如果说森林年的成功需要政府的意愿，那么缺乏意愿的政府，只好等待改换了。
注释：
一·研究显示，非洲的加纳农村家庭收入有三成半是来自周边的森林和森林资源。
二·2010年10月7日及8日，拉让江上游土崩导致大量朽木流冲往下游构成了一排长达50公里的阵排，而将浮木阵（Logjam）写进了伐木行为的词汇中。
金兔！惊突！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2011年伊始，极端气候事件陆续在世界多个角落出现。北半球有中国、美国与欧洲许多地区的严寒暴雪。南半球则水患连连，南非、巴南、澳大利亚等地皆蒙受重创。而我国半岛南部的马六甲与柔佛州也在农历新年前夕饱受洪水侵害，数万人受影响；不能好好的过个平安年。
兔年的来临让许多寻求好预兆的华人社体，再次发挥谐音想象力，希望有所“突”破，或如兔子般跃进；突飞猛进！吐气扬眉！只是辛卯是只金兔，却有点令人心“惊”胆跳。全球升温的效应，恐怕就是其一。
2010年12月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气温变迁公约（UNFCCC）第16届会议通过了坎昆协议书。玻利维亚是唯一异议者，在193年缔约国声声赞同的会议厅中，显得孤掌难鸣，没有否定的权限。富有的国家愿出资1000亿美元来资助贫穷的国家去达到减排的目标，而他们却可以在此种碳交易的机制下享有继续排放的自由。这似乎是个皆大欢喜的方案，玻利维亚又夫复何求呢？
玻国驻联合国大使巴布罗梭隆（Pablo Solon）指协议书文本无法约制减排，并会容许全球升温4度（摄氏）。那是一个人类社会所不能承受的灾难性水平。最新的科学报告显示，每年死于气候相关灾难的人数高达30万人，而坎昆协议书的失误将使每年死亡的人数提高到100万人。这是叫人无法接受的。
《6度》（Six Degrees）一书的作者马可林纳斯（Mark Lynas）收集各项科研报告，对全球气温每升高一度所可能发生的状况作详细描述。他指出，在目前二氧化碳浓度达近400ppm（百万份立方），升温1度（相对工业化之前）在所难免。到了2015年时，升温2度已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必须保住这个水平，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最大极限。而这有赖全球共同努力，并要大刀阔斧地减排，尤其是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美国人均每年排放是8吨，但印度、中国、巴西等人口众多的国家正迅速随着发展的步伐而增加排放。
综合研究显示，高过2度的门槛，碳循环的反馈会产生变化，而成为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那就是每一分的排碳都要正面提高升温的风险，自然冲刷碳的机制无法追上排放。在目前社会不愿大力地推行减排的情况下，到了2030年大气层的碳浓度将增至450ppm，而温度必然上升3度。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都要面对巨大的破坏，包括生物多样性下降等灾难性的后果。
一旦升温过了3度，寒带西伯利亚等地的永冻土就开始融化，而大量的沼气（甲烷）就会排入天空。联同南北极圈海水升温所引发的深海沼气的排放，将让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发生新的变数，因为沼气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3倍。同时又会加速推高二氧化碳的浓度，而估计会于2050年达到550ppm的水平，也就是梭隆所担忧的4度现象的发生。
联合国式的民主多数决定未必是对的。许多环保团体与非政府组织都支持玻利维亚的立场，认为坎昆协议不足以遏制升温的危险趋势。诚如林纳斯所言，人类实际上是在千万种的生物中，唯一能够去监护地球稳定气候的物种，而这原本是大自然所提供的免费服务，已彻底遭受复劫。
不错，气候相关的灾难曾经在历史中发生过，有时我们把特大的洪涝说为50年或100年一遇的事件。近年来这种相遇已愈加频密，这是自然机制赶不上人为干扰的明确证据。我们也听说这些灾害乃社会要面对更大灾难的预警和预尝。但实际上，这对许多受害的社群，尤其是贫穷的人民，又何尝不就是灾难的实质呢？
随着金兔的降临，你我公众还要继续期待更多的气候‘惊突’事件。从联合国会议厅所传来的声音，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惊喜可言了。末了，在警告各界好自为之之际，也得提醒大家你我都是气候变化的贡献者，关键在于我们愿为未来几来临的世代而减排吗？
兔年的来临让许多寻求好预兆的华人社体，再次发挥谐音想象力，希望有所“突”破，或如兔子般跃进；突飞猛进！吐气扬眉！只是辛卯是只金兔，却有点令人心“惊”胆跳。全球升温的效应，恐怕就是其一。
2010年12月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气温变迁公约（UNFCCC）第16届会议通过了坎昆协议书。玻利维亚是唯一异议者，在193年缔约国声声赞同的会议厅中，显得孤掌难鸣，没有否定的权限。富有的国家愿出资1000亿美元来资助贫穷的国家去达到减排的目标，而他们却可以在此种碳交易的机制下享有继续排放的自由。这似乎是个皆大欢喜的方案，玻利维亚又夫复何求呢？
玻国驻联合国大使巴布罗梭隆（Pablo Solon）指协议书文本无法约制减排，并会容许全球升温4度（摄氏）。那是一个人类社会所不能承受的灾难性水平。最新的科学报告显示，每年死于气候相关灾难的人数高达30万人，而坎昆协议书的失误将使每年死亡的人数提高到100万人。这是叫人无法接受的。
《6度》（Six Degrees）一书的作者马可林纳斯（Mark Lynas）收集各项科研报告，对全球气温每升高一度所可能发生的状况作详细描述。他指出，在目前二氧化碳浓度达近400ppm（百万份立方），升温1度（相对工业化之前）在所难免。到了2015年时，升温2度已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必须保住这个水平，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最大极限。而这有赖全球共同努力，并要大刀阔斧地减排，尤其是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美国人均每年排放是8吨，但印度、中国、巴西等人口众多的国家正迅速随着发展的步伐而增加排放。
综合研究显示，高过2度的门槛，碳循环的反馈会产生变化，而成为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那就是每一分的排碳都要正面提高升温的风险，自然冲刷碳的机制无法追上排放。在目前社会不愿大力地推行减排的情况下，到了2030年大气层的碳浓度将增至450ppm，而温度必然上升3度。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都要面对巨大的破坏，包括生物多样性下降等灾难性的后果。
一旦升温过了3度，寒带西伯利亚等地的永冻土就开始融化，而大量的沼气（甲烷）就会排入天空。联同南北极圈海水升温所引发的深海沼气的排放，将让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发生新的变数，因为沼气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3倍。同时又会加速推高二氧化碳的浓度，而估计会于2050年达到550ppm的水平，也就是梭隆所担忧的4度现象的发生。
联合国式的民主多数决定未必是对的。许多环保团体与非政府组织都支持玻利维亚的立场，认为坎昆协议不足以遏制升温的危险趋势。诚如林纳斯所言，人类实际上是在千万种的生物中，唯一能够去监护地球稳定气候的物种，而这原本是大自然所提供的免费服务，已彻底遭受复劫。
不错，气候相关的灾难曾经在历史中发生过，有时我们把特大的洪涝说为50年或100年一遇的事件。近年来这种相遇已愈加频密，这是自然机制赶不上人为干扰的明确证据。我们也听说这些灾害乃社会要面对更大灾难的预警和预尝。但实际上，这对许多受害的社群，尤其是贫穷的人民，又何尝不就是灾难的实质呢？
随着金兔的降临，你我公众还要继续期待更多的气候‘惊突’事件。从联合国会议厅所传来的声音，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惊喜可言了。末了，在警告各界好自为之之际，也得提醒大家你我都是气候变化的贡献者，关键在于我们愿为未来几来临的世代而减排吗？
原住民渴求公正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10月22日，砂拉越主流印刷媒体地方首版图文并茂地刊登一家名为“成功企业”（Sri Berjaya）的伐木公司报案新闻，该公司发言人指他们的木山营与机器遭纵火，损失计达200万元。报案者声称他们确认两名环保分子带领百余名当地长屋居民在木山营的通路设路障，又指居民不信其公司拥有伐木执照，并向木山营发难，用猎枪向天开火驱逐工人。
这些由伐木集团所拥有的报章将当地居民描述为不法之徒，只差未用野蛮民族来形容他们。相关集团为了维护伐木业的利益而操纵新闻报道，在此一览无遗。
这起发生在南砂三马拉汉省（Samarahan）实文然县（Simunjun）的冲突事件，涉及六座长屋，就是坐落在实邦干河（Sebangan）上游的伊班社区森林。按网络媒体的报道，该地居民因本身习俗权益遭侵犯已向警方报案30次。
不具透明度的砂伐木执照制，经常不理会习俗权，将原住民社区的林地也一并分配给申请伐木的公司。该林区的伐木执照由“品质实业”（Quality Concrete）所拥有。首席部长的妹妹拉芝雅玛目（Raziah Mahmud）是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而前者也是发给执照的全权部长。
“品质实业”的执照林共有3305公顷，据估计可以收获2亿3000万元的木材。原本是由“皇家亿万”（Royal Billion）承包伐木，但在居民的抗拒下，森林局已于8月12日宣布中止其中具争议的林地伐木活动。
或造烟幕索保险赔偿
相信是执照持有公司稍后又将伐木承包工作交给成功企业。居民发觉伐木活动再次进行时乃于十月中旬设路障。按居民的律师施志豪称，该伐木准证将于最近终止，而所谓纵火受破坏的木山机器与车辆都是较陈旧者，停放在同一处较新的车辆则不受波及。这显然是具蹊跷的，令人怀疑“纵火”是否只是烟幕，或为获得保险赔偿，这种手段其实并不新鲜，而事后有关公司对这项公开谴责，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纵火”事件发生后，七名长屋居民（包括被指为环保分子者）被警方扣留查询。据其中一名遭扣留者尼克拉姆查（Nicolas Mujah）称，警员告诉他彼等的逮捕行动完全是按其上司的指示。姆查是砂伊班达雅协会的执行秘书，事发当天他在400公里外的拉让河海口区布汝逸岛（Pulau Bruit），而其他六人也身处所设路障地，距“纵火”地点约有四公里之遥。
“品质实业”公司的董事主席程MS刚于不久前获得拿督名衔。他从小在拉让江沿海马兰诺渔村达佬（Daro）长大。原是书香子弟，其家庭成员顺理成章当上了该地的华社领袖。也正因其与当地社群的关系，程氏与同为马兰诺族的泰益家族攀上了关系。
程氏亦为利林集团（Lee Ling Group）的总裁。利林公司在砂州各地都有承包伐木的工程，包括北砂的林梦河上游（Ulu Limbang）。该承包商以强硬手段对付抗议的当地居民而“著称”；经常用黑社会势力恐吓设路障的原住民，或动员警察以枪口逼使村民拆除路障。
那七名遭逮捕的长屋屋长及社区活跃人士随后即被释放，相信是因为相关指控缺乏根据。然而，主流报章却不跟进报道这些新闻，包括逮捕当天有200长屋屋长和平聚集在警察局门前的事件。这种处理新闻的方式，显然是在愚弄公众，尤其是华文读者；让那些不上网的人无从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其后果只会加深族群间的误会，对解决社会冲突毫无帮助。
习俗地开发或引政治效应
警方的偏颇行为使长屋社区感到非常无奈，也令公众愤怒。他们领受纳税人的金钱，却忘记了其原本保护人民的职责，却转而去保卫伐木集团的利益，即便是后者采用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手段来刮取森林资源以获得丰厚的利润。
社区人民为了壮大自身的力量乃于事后（11月17日）以文化习俗的方式为被逮捕的七名人士举行了一项传统的武士仪式（Bujang Berani），并授予他们每人一份英雄证书，表示感激彼等的付出。非政府组织包括砂达雅伊班协会（SADIA）、婆罗洲资源（BRIMAS）、全马来西亚原住民网络（JOAS）与砂原居民土地权益网络（Jeringan Tanah Hak Adat Bangsa Asal Sarawak，简称TAHABAS ）也正好利用此机会向社区人民传达与教导原住民人权和土地发展政策的资讯。公正党的砂州领袖巴鲁比安（Baru Bian）也在这个约300人的集会上发言。身为原住民人权斗士的律师，显然是掌握了良好的时机，作了一次有力的政治宣传。
观察家认为，民联虽然处在较国阵不利的地位，因为缺乏资源与宣传机制，在来临的州议席选举（最迟2011年七月前）仍然无法匹敌国阵的发展政治和金钱竞选手段，尤其乡区议席。然而，习俗土地开发所引发的问题，却给予民联迈进乡区的上好机会。如果乡区内陆人民的权益能因而获得重大的保障的话，那未尝不是件好事。
这些由伐木集团所拥有的报章将当地居民描述为不法之徒，只差未用野蛮民族来形容他们。相关集团为了维护伐木业的利益而操纵新闻报道，在此一览无遗。
这起发生在南砂三马拉汉省（Samarahan）实文然县（Simunjun）的冲突事件，涉及六座长屋，就是坐落在实邦干河（Sebangan）上游的伊班社区森林。按网络媒体的报道，该地居民因本身习俗权益遭侵犯已向警方报案30次。
不具透明度的砂伐木执照制，经常不理会习俗权，将原住民社区的林地也一并分配给申请伐木的公司。该林区的伐木执照由“品质实业”（Quality Concrete）所拥有。首席部长的妹妹拉芝雅玛目（Raziah Mahmud）是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而前者也是发给执照的全权部长。
“品质实业”的执照林共有3305公顷，据估计可以收获2亿3000万元的木材。原本是由“皇家亿万”（Royal Billion）承包伐木，但在居民的抗拒下，森林局已于8月12日宣布中止其中具争议的林地伐木活动。
或造烟幕索保险赔偿
相信是执照持有公司稍后又将伐木承包工作交给成功企业。居民发觉伐木活动再次进行时乃于十月中旬设路障。按居民的律师施志豪称，该伐木准证将于最近终止，而所谓纵火受破坏的木山机器与车辆都是较陈旧者，停放在同一处较新的车辆则不受波及。这显然是具蹊跷的，令人怀疑“纵火”是否只是烟幕，或为获得保险赔偿，这种手段其实并不新鲜，而事后有关公司对这项公开谴责，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纵火”事件发生后，七名长屋居民（包括被指为环保分子者）被警方扣留查询。据其中一名遭扣留者尼克拉姆查（Nicolas Mujah）称，警员告诉他彼等的逮捕行动完全是按其上司的指示。姆查是砂伊班达雅协会的执行秘书，事发当天他在400公里外的拉让河海口区布汝逸岛（Pulau Bruit），而其他六人也身处所设路障地，距“纵火”地点约有四公里之遥。
“品质实业”公司的董事主席程MS刚于不久前获得拿督名衔。他从小在拉让江沿海马兰诺渔村达佬（Daro）长大。原是书香子弟，其家庭成员顺理成章当上了该地的华社领袖。也正因其与当地社群的关系，程氏与同为马兰诺族的泰益家族攀上了关系。
程氏亦为利林集团（Lee Ling Group）的总裁。利林公司在砂州各地都有承包伐木的工程，包括北砂的林梦河上游（Ulu Limbang）。该承包商以强硬手段对付抗议的当地居民而“著称”；经常用黑社会势力恐吓设路障的原住民，或动员警察以枪口逼使村民拆除路障。
那七名遭逮捕的长屋屋长及社区活跃人士随后即被释放，相信是因为相关指控缺乏根据。然而，主流报章却不跟进报道这些新闻，包括逮捕当天有200长屋屋长和平聚集在警察局门前的事件。这种处理新闻的方式，显然是在愚弄公众，尤其是华文读者；让那些不上网的人无从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其后果只会加深族群间的误会，对解决社会冲突毫无帮助。
习俗地开发或引政治效应
警方的偏颇行为使长屋社区感到非常无奈，也令公众愤怒。他们领受纳税人的金钱，却忘记了其原本保护人民的职责，却转而去保卫伐木集团的利益，即便是后者采用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手段来刮取森林资源以获得丰厚的利润。
社区人民为了壮大自身的力量乃于事后（11月17日）以文化习俗的方式为被逮捕的七名人士举行了一项传统的武士仪式（Bujang Berani），并授予他们每人一份英雄证书，表示感激彼等的付出。非政府组织包括砂达雅伊班协会（SADIA）、婆罗洲资源（BRIMAS）、全马来西亚原住民网络（JOAS）与砂原居民土地权益网络（Jeringan Tanah Hak Adat Bangsa Asal Sarawak，简称TAHABAS ）也正好利用此机会向社区人民传达与教导原住民人权和土地发展政策的资讯。公正党的砂州领袖巴鲁比安（Baru Bian）也在这个约300人的集会上发言。身为原住民人权斗士的律师，显然是掌握了良好的时机，作了一次有力的政治宣传。
观察家认为，民联虽然处在较国阵不利的地位，因为缺乏资源与宣传机制，在来临的州议席选举（最迟2011年七月前）仍然无法匹敌国阵的发展政治和金钱竞选手段，尤其乡区议席。然而，习俗土地开发所引发的问题，却给予民联迈进乡区的上好机会。如果乡区内陆人民的权益能因而获得重大的保障的话，那未尝不是件好事。
巴贡截流掀开成本外嫁新篇章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高度争议的巴贡水电计划自10月13日截流以来，不及两周的时间，一系列的环境与社会问题正陆续出现。首先是导致下游河道水位骤降。原本可载数十人的快艇与内陆货轮已不能在省会加帛（Kapit）与布拉甲镇（Belaga）之间穿行。
两地中间的柏拉固（Pelagus）急滩河床已露出水面，只有小型长舟可行驶在小镇与乡村、学校和工山营之间。不但令航行的时间加倍，而运输费哟纪念馆也随之上升。最要命的是，这些地区河道是唯一的交通途径，对有急症求医者，尤感威胁。
本地主流媒体率先报道伐木业损失惨重，不单是运输的成本增加，木桐的运输量也被迫减半。有一家公司称他们原本每月可运出5000吨，水位下降后只能运出2500吨。如果这是减缓砍伐步伐的话，那未尝不是件好事。
生活日用品的补给问题也是大家所密切关注的。当地居民指出，货物可用四轮驱动车从民都鲁经巴贡水坝再通过工山路和油棕园路运抵布拉甲。但较传统加帛的水路要增多一倍的时间即八到九个钟头，而运输费则恐怕要增加数倍。消费人必须为巴贡水坝发电付出不合理的代价。同样的, 农业及森林产品，例如胶片和树籽，也要由于运输高昂，而无利可图。
按官方的资料在加帛与布拉甲之间共有98座长屋的两万名居民、13所学校，师生人数达3500多人。该地区有三间诊所，运输的不便，若加上必要时须空运货品与燃油的话，则纳税者（政府经费）就得付出更多，为了巴贡水坝掏腰包。而若造成学校停课或诊所停诊的社会代价，却尚未估计在内。
受惠者不是普罗大众
若为了国家而叫部分人民做出某些让步，只要补偿合理，那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巴贡的内定用户却是两家铝熔炼厂和其他工业，受惠者不是普罗大众。相反的，是由经济精英和政治领袖家族所拥有的企业与承包商分获巨利【注】。
最不合理的是，这些电力用户还要获得廉宜的价格，每度马币12分至13分。而砂州的家用电却是马币30分，而商用电价则更高。何况巴贡水坝是公积金和退消金融资（57.5亿元）而建造的。这项成本外嫁的发电计划还在尽致地上演。
令人纳闷的是，政客与官僚对巴贡水坝蓄水所造成的河道水源问题的回应。
砂州第二策划与资源管理部长（正部长即砂首长本人）阿旺登雅（Awang Tengah）抢先声称拉让江水位低无关水坝蓄水，而是雨季不下雨的错。土地发展部长詹姆斯玛欣（James Masing）说，水位低非新鲜事，只要天下雨，一切问题都将消失。
巴贡水力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员朱基菲里奥斯曼以安慰的口吻说，只要上游豪雨一来，在四或五个月内水坝就可以测试发电，不必等到所预计的七个月时期。然而工程的评估报告却列明蓄水期须八个月到一年，如果反常的干旱气候持续，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按巴贡水电工程可行性报告（1983）巴贡坝址的多年平均（1949-1981）径流量为每秒1440立方米。但巴贡环境评估报告（1995）的平均（1949-1993）径流量只有每秒1314立方米。这显示1981-1993年的径流量已减少到每秒967.5立方米。不管自1993年以来径流的变化是多是少，都不可能在四至五个月内完成蓄水。换言之，蓄水所带来的困扰与经济成本并不会那么快结束。
截住拉让江上游三分一水源
加帛省省长达欣那卓（Dahim Nadot）建议布云造雨。这与其说是解救民困，不如说是支援巴贡水电计划，因为巴贡工程的融资利息每日为33万元（每个月1000万元）。省长称河流水位情况恶化时他会向赈灾委员会求救。不论是造雨还是救援，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有无效果还是另一回事），但巴贡水闸就是开不得，即便是环境与社会的损失超过每日33万元。为何国家与人民须做出牺牲来保护贪腐的政治与工业利益？
许多人都以为在今年五月诗巫国会补选中国阵遭受挫折，选民应该是传达了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诗巫人民未得到良好照顾，特别水患的问题。然而，相关治水的公仆在拉让江水位大幅下降时，却好像着了魔似的，为巴贡蓄水而辩护。俨然是忘了他们是受委托来维护公众水源利益。
诗巫水利灌溉局局长陈成光在回答记者时表示，目前的水位仍属正常。河道各种交通与运输工具大小船只必须在岸边泥泞的浅滩码头操作，对乘客和工作人员造成诸多不便，也形成安全的威胁。这位工程出身的水利长官认为蓄水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其实他应该站在其岗位上为市民争取利益，请求巴贡在此干旱时期，减缓蓄水或开放水闸。
阿旺登雅透露，目前巴贡改道四个水闸仍有一个开放着，让每秒100立方米的水流量通过。其实这不及平均径流量每秒1314立方米之十分之一，所以无补于事。巴贡水坝截住了拉让江上游三分之一的水源，包括三支上游的主要水流，即姆仑河（Murum）、立挠河（Linau）和巴雷河（Balui），占布拉甲县五分之四的集水区面积。
蓄水不会喊停
诗巫水务局总经理黄拔英的回答也叫人哭笑不得。他说，一旦水位下降到抽不到江水时，水务局还备一个可供六小时用水的蓄水池应急，难道他能肯定水位的问题只会持续六个小时吗？即便在问题发生时来一阵及时雨或叫巴贡多放些水，也未必会在六个小时内提升所需要的抽水水位。
如果他是个对公众负责的工程师，而又得维护巴贡水电的话，至少可以着手进行替代方案，例如降低抽水水喉伸至更深的江中，或探讨其他可行办法。再者，巴贡蓄水很可能导致海水倒灌至诗巫及其他下游城镇的水供源头。此状况一旦发生，巴贡成本外嫁肯定要进一步扩大。
巴贡水力首席执行员朱基菲里日前说，蓄水既然已开始，就不可喊停。你说谁的利益最大？
注释：
一·两家有意设厂的铝业公司为澳洲力拓铝工业（Rio Tinto）与CMS（砂首长家族拥有）组成的联营和中国铝业公司与G11G有限公司合资（我国富商赛末达所控制）。
两地中间的柏拉固（Pelagus）急滩河床已露出水面，只有小型长舟可行驶在小镇与乡村、学校和工山营之间。不但令航行的时间加倍，而运输费哟纪念馆也随之上升。最要命的是，这些地区河道是唯一的交通途径，对有急症求医者，尤感威胁。
本地主流媒体率先报道伐木业损失惨重，不单是运输的成本增加，木桐的运输量也被迫减半。有一家公司称他们原本每月可运出5000吨，水位下降后只能运出2500吨。如果这是减缓砍伐步伐的话，那未尝不是件好事。
生活日用品的补给问题也是大家所密切关注的。当地居民指出，货物可用四轮驱动车从民都鲁经巴贡水坝再通过工山路和油棕园路运抵布拉甲。但较传统加帛的水路要增多一倍的时间即八到九个钟头，而运输费则恐怕要增加数倍。消费人必须为巴贡水坝发电付出不合理的代价。同样的, 农业及森林产品，例如胶片和树籽，也要由于运输高昂，而无利可图。
按官方的资料在加帛与布拉甲之间共有98座长屋的两万名居民、13所学校，师生人数达3500多人。该地区有三间诊所，运输的不便，若加上必要时须空运货品与燃油的话，则纳税者（政府经费）就得付出更多，为了巴贡水坝掏腰包。而若造成学校停课或诊所停诊的社会代价，却尚未估计在内。
受惠者不是普罗大众
若为了国家而叫部分人民做出某些让步，只要补偿合理，那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巴贡的内定用户却是两家铝熔炼厂和其他工业，受惠者不是普罗大众。相反的，是由经济精英和政治领袖家族所拥有的企业与承包商分获巨利【注】。
最不合理的是，这些电力用户还要获得廉宜的价格，每度马币12分至13分。而砂州的家用电却是马币30分，而商用电价则更高。何况巴贡水坝是公积金和退消金融资（57.5亿元）而建造的。这项成本外嫁的发电计划还在尽致地上演。
令人纳闷的是，政客与官僚对巴贡水坝蓄水所造成的河道水源问题的回应。
砂州第二策划与资源管理部长（正部长即砂首长本人）阿旺登雅（Awang Tengah）抢先声称拉让江水位低无关水坝蓄水，而是雨季不下雨的错。土地发展部长詹姆斯玛欣（James Masing）说，水位低非新鲜事，只要天下雨，一切问题都将消失。
巴贡水力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员朱基菲里奥斯曼以安慰的口吻说，只要上游豪雨一来，在四或五个月内水坝就可以测试发电，不必等到所预计的七个月时期。然而工程的评估报告却列明蓄水期须八个月到一年，如果反常的干旱气候持续，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按巴贡水电工程可行性报告（1983）巴贡坝址的多年平均（1949-1981）径流量为每秒1440立方米。但巴贡环境评估报告（1995）的平均（1949-1993）径流量只有每秒1314立方米。这显示1981-1993年的径流量已减少到每秒967.5立方米。不管自1993年以来径流的变化是多是少，都不可能在四至五个月内完成蓄水。换言之，蓄水所带来的困扰与经济成本并不会那么快结束。
截住拉让江上游三分一水源
加帛省省长达欣那卓（Dahim Nadot）建议布云造雨。这与其说是解救民困，不如说是支援巴贡水电计划，因为巴贡工程的融资利息每日为33万元（每个月1000万元）。省长称河流水位情况恶化时他会向赈灾委员会求救。不论是造雨还是救援，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有无效果还是另一回事），但巴贡水闸就是开不得，即便是环境与社会的损失超过每日33万元。为何国家与人民须做出牺牲来保护贪腐的政治与工业利益？
许多人都以为在今年五月诗巫国会补选中国阵遭受挫折，选民应该是传达了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诗巫人民未得到良好照顾，特别水患的问题。然而，相关治水的公仆在拉让江水位大幅下降时，却好像着了魔似的，为巴贡蓄水而辩护。俨然是忘了他们是受委托来维护公众水源利益。
诗巫水利灌溉局局长陈成光在回答记者时表示，目前的水位仍属正常。河道各种交通与运输工具大小船只必须在岸边泥泞的浅滩码头操作，对乘客和工作人员造成诸多不便，也形成安全的威胁。这位工程出身的水利长官认为蓄水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其实他应该站在其岗位上为市民争取利益，请求巴贡在此干旱时期，减缓蓄水或开放水闸。
阿旺登雅透露，目前巴贡改道四个水闸仍有一个开放着，让每秒100立方米的水流量通过。其实这不及平均径流量每秒1314立方米之十分之一，所以无补于事。巴贡水坝截住了拉让江上游三分之一的水源，包括三支上游的主要水流，即姆仑河（Murum）、立挠河（Linau）和巴雷河（Balui），占布拉甲县五分之四的集水区面积。
蓄水不会喊停
诗巫水务局总经理黄拔英的回答也叫人哭笑不得。他说，一旦水位下降到抽不到江水时，水务局还备一个可供六小时用水的蓄水池应急，难道他能肯定水位的问题只会持续六个小时吗？即便在问题发生时来一阵及时雨或叫巴贡多放些水，也未必会在六个小时内提升所需要的抽水水位。
如果他是个对公众负责的工程师，而又得维护巴贡水电的话，至少可以着手进行替代方案，例如降低抽水水喉伸至更深的江中，或探讨其他可行办法。再者，巴贡蓄水很可能导致海水倒灌至诗巫及其他下游城镇的水供源头。此状况一旦发生，巴贡成本外嫁肯定要进一步扩大。
巴贡水力首席执行员朱基菲里日前说，蓄水既然已开始，就不可喊停。你说谁的利益最大？
注释：
一·两家有意设厂的铝业公司为澳洲力拓铝工业（Rio Tinto）与CMS（砂首长家族拥有）组成的联营和中国铝业公司与G11G有限公司合资（我国富商赛末达所控制）。
森林局高官护主心切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挪威政府全球退休基金（GPFG）于今年八月下旬宣布退出投资我国在香港上市的三林全球（Samling Global），同时另两家以色列的公司也被列入名单中。那是因为这些公司的活动不符合该基金会所持守的伦理准则。到去年底为止，挪威退休基金共投资三林集团1600万股（马币5000万元）。
三林是以砂拉越美里为基地的一家伐木公司，为邱氏家族所拥有。他们在砂拉越持有140万公顷林地的伐木执照，而在南美圭也纳（Guyana）则有160万公顷。
GPEG的决定乃根据伦理委员会（Council of Ethics）的调查报告。该项调查于2008年4月至2009年12月间展开，应是回应西方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要求而做的。
三林违反法律和伐木条例
调查除了收集相关公司的有限公开资料之外，还对其在砂拉越的四个伐木执照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辅以卫星照片和相关人士的访谈。结果发现三林公司的操作行为有违国家法律和伐木条例，包括木山道路建造不合规格以及绕道禁止的陡坡；还有砍伐边界与河岸缓冲地，破坏社区林地和潜入国家公园。三林也不遵守国际频危物种贸易公约，受保护的树木品种，亦照伐不误。还明目张胆的触犯国家法律，没有为重入（re-entry）砍伐执照区进行环境评估（EIA）。
图片来源：GPEG伦理委员会报告
三林的伐木活动由于不按规例而导致种种环境问题：河流被污染，当地原住民社群的生计遭威胁，社会受干扰；妇女儿童被性侵，而其所引起习俗林地的纠纷，还导致数起法律的诉讼。
挪威政府宣布退股后不久，砂拉越森林局局长连他立（Len Talif Salleh）发言指该项调查未循正确管道；没有通知我国外交部或领事馆，也未曾致函政府部门要求相助，而是通过“后门”片面地访谈一些人士，包括与布鲁诺曼梳基金会的联系。他声称该基金会对相关事件存既得利益。
连他立说三林已在砂砍伐森林40年了，森林局没有发现彼等违法行为。他认为三林对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承诺是真诚的。他也是州策划与资源管理常务秘书，不单攻击挪威政府受非政府组织的误导，也俨然是否定卫星图像的正确性，仿佛在说科学会说谎。
这名任职为保护国家森林的高官表面看来是担心砂拉越的木材信誉会在国际市场受损。他坚称，森林局向来提倡负责任的伐木和施行可持续的管理。
审批伐木执照为谁服务？
然而，近数月来一个叫《砂拉越报告》（Sarawak Report）的网站不断在暴露砂州首长泰益家族在国外拥有巨大财富，包括在美国西雅图的两幢价值连城的豪宅。据报道，这些归入首长名下的财产是三林赠送的，而纪录显示是一项一美元的交易。
大家都知道砂州的首长也是策划与资源管理部长，所有天然资源的采伐执照没有不是经他批准而获分配的。因此，高官的护主行为是显而易见的，而到底谁是他的主子也有些模糊不清，是首长，还是三林老板？这只好让公众去猜测了！
伐木可持续认证多是幌子
三林认为挪威的评估具偏见、不正确，以及依赖不完整的资讯。三林集团文告说他们感到遗憾，因为没有给予当事人公平听证的机会。其口气有点像是在法庭上受冤枉的嫌犯。还说，调查没有让公司方面有意义地参与其程序。这确实为挺有意思的说法。听起来好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请求给予改过的机会。
图片来源：GPEG伦理委员会报告
的确，三林跟马来西亚木材认证理事会（MTCC）一般，主张逐步改变（Incremental process changes）和纠正的措施。三林公司在峇南内陆本南人林区的执照曾一度获可持续认证，但由于充满争议而于去年尾遭终止，其在圭亚纳森林托管理事会（FSC）的认证，也由于涉及非法砍伐而被吊销。
40年不算短，原住民所承受的压力和伤害，也真是够多了。评论认为寻求可持续认证往往只是幌子，旨在买时间。到时森林资源将被消耗殆尽，并转变为伐木商与贪腐政治领袖的私有财富。
正确管道之言，听来真是理由充沛。曾有位丹麦环境部官员对笔者说，他在马来西亚官方的安排下访问了一个可持续森林管理区，那确实相当有信服力。只是他相信越过了示范区，一切必然不同。而外交管道或事主参与评估的借口所表露只不过是司马昭之心罢了！
三林是以砂拉越美里为基地的一家伐木公司，为邱氏家族所拥有。他们在砂拉越持有140万公顷林地的伐木执照，而在南美圭也纳（Guyana）则有160万公顷。
GPEG的决定乃根据伦理委员会（Council of Ethics）的调查报告。该项调查于2008年4月至2009年12月间展开，应是回应西方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要求而做的。
三林违反法律和伐木条例
调查除了收集相关公司的有限公开资料之外，还对其在砂拉越的四个伐木执照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辅以卫星照片和相关人士的访谈。结果发现三林公司的操作行为有违国家法律和伐木条例，包括木山道路建造不合规格以及绕道禁止的陡坡；还有砍伐边界与河岸缓冲地，破坏社区林地和潜入国家公园。三林也不遵守国际频危物种贸易公约，受保护的树木品种，亦照伐不误。还明目张胆的触犯国家法律，没有为重入（re-entry）砍伐执照区进行环境评估（EIA）。
图片来源：GPEG伦理委员会报告
三林的伐木活动由于不按规例而导致种种环境问题：河流被污染，当地原住民社群的生计遭威胁，社会受干扰；妇女儿童被性侵，而其所引起习俗林地的纠纷，还导致数起法律的诉讼。
挪威政府宣布退股后不久，砂拉越森林局局长连他立（Len Talif Salleh）发言指该项调查未循正确管道；没有通知我国外交部或领事馆，也未曾致函政府部门要求相助，而是通过“后门”片面地访谈一些人士，包括与布鲁诺曼梳基金会的联系。他声称该基金会对相关事件存既得利益。
连他立说三林已在砂砍伐森林40年了，森林局没有发现彼等违法行为。他认为三林对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承诺是真诚的。他也是州策划与资源管理常务秘书，不单攻击挪威政府受非政府组织的误导，也俨然是否定卫星图像的正确性，仿佛在说科学会说谎。
这名任职为保护国家森林的高官表面看来是担心砂拉越的木材信誉会在国际市场受损。他坚称，森林局向来提倡负责任的伐木和施行可持续的管理。
审批伐木执照为谁服务？
然而，近数月来一个叫《砂拉越报告》（Sarawak Report）的网站不断在暴露砂州首长泰益家族在国外拥有巨大财富，包括在美国西雅图的两幢价值连城的豪宅。据报道，这些归入首长名下的财产是三林赠送的，而纪录显示是一项一美元的交易。
大家都知道砂州的首长也是策划与资源管理部长，所有天然资源的采伐执照没有不是经他批准而获分配的。因此，高官的护主行为是显而易见的，而到底谁是他的主子也有些模糊不清，是首长，还是三林老板？这只好让公众去猜测了！
伐木可持续认证多是幌子
三林认为挪威的评估具偏见、不正确，以及依赖不完整的资讯。三林集团文告说他们感到遗憾，因为没有给予当事人公平听证的机会。其口气有点像是在法庭上受冤枉的嫌犯。还说，调查没有让公司方面有意义地参与其程序。这确实为挺有意思的说法。听起来好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请求给予改过的机会。
图片来源：GPEG伦理委员会报告
的确，三林跟马来西亚木材认证理事会（MTCC）一般，主张逐步改变（Incremental process changes）和纠正的措施。三林公司在峇南内陆本南人林区的执照曾一度获可持续认证，但由于充满争议而于去年尾遭终止，其在圭亚纳森林托管理事会（FSC）的认证，也由于涉及非法砍伐而被吊销。
40年不算短，原住民所承受的压力和伤害，也真是够多了。评论认为寻求可持续认证往往只是幌子，旨在买时间。到时森林资源将被消耗殆尽，并转变为伐木商与贪腐政治领袖的私有财富。
正确管道之言，听来真是理由充沛。曾有位丹麦环境部官员对笔者说，他在马来西亚官方的安排下访问了一个可持续森林管理区，那确实相当有信服力。只是他相信越过了示范区，一切必然不同。而外交管道或事主参与评估的借口所表露只不过是司马昭之心罢了！
融资巴贡水电，血本无归！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东方日报》在马来西亚欢庆第53个“独立日”时，将巴贡大坝列入十大改变马来西亚人生活的发展项目。这项已近完成即将开始蓄水的水坝工程，据报道已耗资73亿元。若延迟发电则每月须付还1000万元的利息，而蓄水期长达七个月到一年。到时成本估计要超越80亿元。其实这个数目只是整体计划中的部分。
巴贡水电计划原本是于1993年由联邦政府授权给伊佳兰（EKRAN）公司去承建的一项私营化发展。当时总成本估计为150亿元。纵观世界各国大坝完工后的耗资，往往会较原先的预算高出一倍，或甚达数倍的数目。例如中国的三峡工程于1992年人大通过时的造价为570亿元人民币，工程一上马就上调到2000亿人民币，完工后的实际花费就更高了，其中包括时间的动态价格因素。
为什么巴贡的成本在17年后，不增反减呢？这当然是有赖我国Boleh能干的当事人。最初由德国人所做的评估，应说是西方专业的总成本反映。其中包括建造连接砂州干路的169公里道路、徙置与赔偿受影响居民经费以及输送电力的高架与海底电缆工程等。原本估计水力发电部分造价为40亿6000万元。现在媒体所说的巴贡耗费，就是指这个部分而言，其他皆被排除在外。
从1993年40亿6000万元的造价增加到目前的80亿元，如果考虑了时间的因素实在也算是合理。只是这项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若将其他相关的耗费都排除在外，就无从进行合理的可行性评估。
高估发电厂效率
当巴贡还是个私营化项目时，公众获告知其每年发电所得的净收入将高达30亿元。这当然是诱人的高利润投资。那是依据每度电马币20分来计算，而每年的发电量须达1万8000兆瓦小时（GWH），发电厂效率（Plant-Factor）为85.62%。
水坝评论家王维洛认为这是不可达致的效率，他指出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即巴西和巴拉圭的依泰普水坝（1万2600兆瓦）发电厂最大效率为64.3%，而中国三峡水电站（1万8200兆瓦）估计为54.24%。还有最早也最著名的埃及阿斯旺大坝仅为47.56%，其发电机容量与巴贡相同（2400兆瓦）【注一】，而砂拉越的巴当艾水坝则不及40%。
至于巴贡水流量乃根据不完整及相当短期（自1948年始）的水文资讯来统计的。这已反映在可行性报告（1314立方米/秒）与环境评估报告（1440立方米/秒）的不同数据上。若考虑水库面的蒸发，可用水流量只有1125立方米/秒。因此，评论家认为巴贡电机容量设计过高，合理的容量应为1600兆瓦，而非2400兆瓦。同样地，每年发电量到1万兆瓦小时或更低，而年净收入就相应下降。再者气候的变化可能为雨量增添变数，或使巴贡电机形成发电有余而水力不足的现象。
若按初始的估计，巴贡成本为150亿元，每年可获30亿元的收入和具有50年的水坝寿命，则巴贡工程的内部利息（Internal Return Rate）可望达至9.5%。然而，今天成本的全貌已模糊，而当局自从收回私营化之后，已不再提供整体的耗费。这只能为公众带来一种经济可行性的假象。
低估社会与环境成本
由于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金融（优惠的贷款）不再为对环境与社会皆不合准则的大型水坝融资，联邦财政部只好寻求国内融资。如今已从公积金和退休基金取得57亿5000万元的资金。相关基金会员显然没有获得咨询，参与融资的决定是在没有咨询的情况下作出的，这对会员显然是不公平的。
王维洛按当初所提供的各方资讯作出分析。他认为巴贡的实际内部利息只能在4.3%至7.3%之间（视贷款利息而定）。我们都知道公积金局每年分派花红至少为4.5%，若小过这个数目则就是对会员不利。
令人更加忧心的是王的分析是以每度电马币20分来估计，而巴贡为了要为炼铝厂提供低廉的电价，每度电费只能定在12至13分之间（4分美元）。这肯定还是会进一步降低内部利息，虽然海底电缆工程已取消，甚至许多环境与社会的成本（包括徙置当地居民和将后所可能带来的水生疾病、生态破坏及溃坝事件）皆已外嫁，未计算在内。
水力发电固然较火力（石油、天然气或煤）发电，节省了燃料的费用，但维修费（包括安全管理）要比火力发电厂高，而水坝50年的寿命估计乃按不干扰集水区植被的原则。今天不但伊佳兰等公司已砍伐了该区内的值钱木材，而被砍伐过的森林，又已分配于两家发展商（即升阳与长青）作为开辟树木园丘及油棕园丘之用。
这些农林业的活动，必然加速集水区的水土流失和加快水库的淤积，也就是说会令水坝发电的寿命减短。世界温带地区如中国的许多水坝寿命甚至少过35年，较原估计的50年要短许多，何况降雨多的热带区巴贡水坝，肯定是会过早些夭折的。
显而易见的，初始高资金投入的水电计划，一旦寿命缩短，甚或血本无归。总之，当局欠人民与公积金缴纳者明晰的交代。政府必须尽早公布巴贡的总成本和真正的内部利息，作为巴贡水电的融资者，我们有知情权。
注释：
一．参看王维洛著《过时的先进：巴贡水坝工程评估》，诗巫：Ideal Time Sdn Bhd，1999年出版。
巴贡水电计划原本是于1993年由联邦政府授权给伊佳兰（EKRAN）公司去承建的一项私营化发展。当时总成本估计为150亿元。纵观世界各国大坝完工后的耗资，往往会较原先的预算高出一倍，或甚达数倍的数目。例如中国的三峡工程于1992年人大通过时的造价为570亿元人民币，工程一上马就上调到2000亿人民币，完工后的实际花费就更高了，其中包括时间的动态价格因素。
为什么巴贡的成本在17年后，不增反减呢？这当然是有赖我国Boleh能干的当事人。最初由德国人所做的评估，应说是西方专业的总成本反映。其中包括建造连接砂州干路的169公里道路、徙置与赔偿受影响居民经费以及输送电力的高架与海底电缆工程等。原本估计水力发电部分造价为40亿6000万元。现在媒体所说的巴贡耗费，就是指这个部分而言，其他皆被排除在外。
从1993年40亿6000万元的造价增加到目前的80亿元，如果考虑了时间的因素实在也算是合理。只是这项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若将其他相关的耗费都排除在外，就无从进行合理的可行性评估。
高估发电厂效率
当巴贡还是个私营化项目时，公众获告知其每年发电所得的净收入将高达30亿元。这当然是诱人的高利润投资。那是依据每度电马币20分来计算，而每年的发电量须达1万8000兆瓦小时（GWH），发电厂效率（Plant-Factor）为85.62%。
水坝评论家王维洛认为这是不可达致的效率，他指出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即巴西和巴拉圭的依泰普水坝（1万2600兆瓦）发电厂最大效率为64.3%，而中国三峡水电站（1万8200兆瓦）估计为54.24%。还有最早也最著名的埃及阿斯旺大坝仅为47.56%，其发电机容量与巴贡相同（2400兆瓦）【注一】，而砂拉越的巴当艾水坝则不及40%。
至于巴贡水流量乃根据不完整及相当短期（自1948年始）的水文资讯来统计的。这已反映在可行性报告（1314立方米/秒）与环境评估报告（1440立方米/秒）的不同数据上。若考虑水库面的蒸发，可用水流量只有1125立方米/秒。因此，评论家认为巴贡电机容量设计过高，合理的容量应为1600兆瓦，而非2400兆瓦。同样地，每年发电量到1万兆瓦小时或更低，而年净收入就相应下降。再者气候的变化可能为雨量增添变数，或使巴贡电机形成发电有余而水力不足的现象。
若按初始的估计，巴贡成本为150亿元，每年可获30亿元的收入和具有50年的水坝寿命，则巴贡工程的内部利息（Internal Return Rate）可望达至9.5%。然而，今天成本的全貌已模糊，而当局自从收回私营化之后，已不再提供整体的耗费。这只能为公众带来一种经济可行性的假象。
低估社会与环境成本
由于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金融（优惠的贷款）不再为对环境与社会皆不合准则的大型水坝融资，联邦财政部只好寻求国内融资。如今已从公积金和退休基金取得57亿5000万元的资金。相关基金会员显然没有获得咨询，参与融资的决定是在没有咨询的情况下作出的，这对会员显然是不公平的。
王维洛按当初所提供的各方资讯作出分析。他认为巴贡的实际内部利息只能在4.3%至7.3%之间（视贷款利息而定）。我们都知道公积金局每年分派花红至少为4.5%，若小过这个数目则就是对会员不利。
令人更加忧心的是王的分析是以每度电马币20分来估计，而巴贡为了要为炼铝厂提供低廉的电价，每度电费只能定在12至13分之间（4分美元）。这肯定还是会进一步降低内部利息，虽然海底电缆工程已取消，甚至许多环境与社会的成本（包括徙置当地居民和将后所可能带来的水生疾病、生态破坏及溃坝事件）皆已外嫁，未计算在内。
水力发电固然较火力（石油、天然气或煤）发电，节省了燃料的费用，但维修费（包括安全管理）要比火力发电厂高，而水坝50年的寿命估计乃按不干扰集水区植被的原则。今天不但伊佳兰等公司已砍伐了该区内的值钱木材，而被砍伐过的森林，又已分配于两家发展商（即升阳与长青）作为开辟树木园丘及油棕园丘之用。
这些农林业的活动，必然加速集水区的水土流失和加快水库的淤积，也就是说会令水坝发电的寿命减短。世界温带地区如中国的许多水坝寿命甚至少过35年，较原估计的50年要短许多，何况降雨多的热带区巴贡水坝，肯定是会过早些夭折的。
显而易见的，初始高资金投入的水电计划，一旦寿命缩短，甚或血本无归。总之，当局欠人民与公积金缴纳者明晰的交代。政府必须尽早公布巴贡的总成本和真正的内部利息，作为巴贡水电的融资者，我们有知情权。
注释：
一．参看王维洛著《过时的先进：巴贡水坝工程评估》，诗巫：Ideal Time Sdn Bhd，1999年出版。
赤道原则管用吗？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砂拉越政府于本月初同意建立投诉机制（Grievance Mechanism），以让姆仑水电计划（Murum HEP）受影响的居民表达他们的投诉。这项机制是要藉着新成立的姆仑区本南人发展委员会（Murum Penan Development Committee，简称MPDC）为管道来运作的。
报道称这个委员会将由水库区弄瓦村（Long Wat）的沙朗朱（Saran Joo）来领导，并以该区的国州议员为顾问。官方的文告并没有说明这个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只声称它代表当地六个本南村庄的1500名居民。
2008年9月动工的姆仑水坝工程是拉让江上游接巴贡水坝（Bakun Dam）之后，另一项大型的水力发电计划（发电容量可达900兆瓦）。令人震惊的是当时工程的环境评估（EIA）尚未获得批准，仓促施工违反了法律的程序。
实际上，姆仑水坝的环境评估被指过于草率简约，尤其社会的评估未能符合国际的要求。因此一年后被要求重新进行社会环境冲击评估（Social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简称SEIA）。有关报告要等到今年年底才会公布。
须咨询受影响社区
社会环境评估的推行乃为了符合“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简称EPFI）。该原则于2006年设立，旨在用以确定、评估与管理项目融资（Project Financing）过程所涉及社会与环境风险的金融界指标。水坝的建造也属于这项指标所应用工业项目。
金融界“赤道原则”（EPFI）列有九项原则，包括调查及缓和环境与社会方面的风险、咨询与公布相关调查结果与建议、独立审查和监测，以及拟定行动计划和管理系统等，并包括投诉机制。
“赤道原则”要求投诉机制“能够及时和透明地以文化上适当之方式解决社区关注的问题，而受影响社区的方方面面均能参与其中。”（原则六）
20世纪90年代巴贡水坝开始兴建时，政府也设立由巴贡发展委员会（Bakun Development Committee）来处理受影响居民的问题和迁移的事务。不同的是该委员会是以玛欣（James Masing）部长为首。
巴贡水坝的移民安顿被认为糟透了，甚至至今还有赔偿金尚未付予，使许多徙置区的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没有陈情投诉的管道。
我国人权委员会（SUHAKAM）砂州委员德达沙门（Detta Samen）月前反映姆仑水库区居民的担忧说，彼等害怕会面对巴贡水坝徙置计划的同样问题。州土地发展部长玛欣（右图）却反驳说姆仑居民的问题不同于巴贡居民。虽然他没有说不同点在哪里，但警告人权委员不要妄发言论。玛欣的回应除了显示其向来冥顽不灵的政客特征外，也间接地承认了巴贡徙置的失误。
非政府组织的观察认为姆仑计划投诉机制的设立恐怕只是为了应付金融界的指标。本南人发展委员会的设立，乃另一项官委的例子。若没有经过社区民主选举的程序，又如何能代表居民的利益呢？
环境法沦为融资公关手段
另一方面，以苏让阿仑（Surang Alung）为首的伯黎然姆仑本南事务委员会（Peliaran-Murum Penan Affairs Committee）于8月4日发表文告要求当局让公众参与审查社会环境评估。该委员会乃人民自发设立的，应有更大的代表性。受影响的居民团体要求当局尊重他们选择的迁移地点。但他们感到很遗憾，因适合他们迁移的土地也被分配给一家私人发展商，即昇阳集团 （Shin Yang Group），以作开辟油棕园之用途。
社会环境评估（SEIA）已于2009年立法规定为具有约束性的发展条例，相关发展水坝的项目必须符合本地与国际的水准。除了须遵照国家法律与条文外，还要持守《赤道原则》和联合国原住民人权宣言（UNDRIP）。
按2007年联合国原住民人权宣言，受发展项目影响的原住民必须于事先获得自立和知情的咨询（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而当地居民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姆仑水坝工程已上马近两年了，据称已完成百分之十，当地居民对有关迁移计划却仍然不知情。砂州政府较早时发布的环境评估（EIA）也不必让公众参与审查，与联邦法律背道而驰。环境法与条例的表面功夫和承诺，似乎只是一项公关的动作，目的不外是为获得融资。
国际一些享有社会与环境好声誉的发展商，例如Rio Tinto原有意在砂设炼铝厂，消费巴贡的水电。然而，由于其对“赤道原则”的持守，使相关设厂的谈判停滞不前，致使巴贡在即可发电之前夕仍未找到用户。
依目前国阵所领导的砂州政府之惯常作风及其腐败不透明的行政运作，我们很难相信姆仑水电计划会在对“赤道原则”的表面承诺下，实现符合社会与环境的原则。
报道称这个委员会将由水库区弄瓦村（Long Wat）的沙朗朱（Saran Joo）来领导，并以该区的国州议员为顾问。官方的文告并没有说明这个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只声称它代表当地六个本南村庄的1500名居民。
2008年9月动工的姆仑水坝工程是拉让江上游接巴贡水坝（Bakun Dam）之后，另一项大型的水力发电计划（发电容量可达900兆瓦）。令人震惊的是当时工程的环境评估（EIA）尚未获得批准，仓促施工违反了法律的程序。
实际上，姆仑水坝的环境评估被指过于草率简约，尤其社会的评估未能符合国际的要求。因此一年后被要求重新进行社会环境冲击评估（Social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简称SEIA）。有关报告要等到今年年底才会公布。
须咨询受影响社区
社会环境评估的推行乃为了符合“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简称EPFI）。该原则于2006年设立，旨在用以确定、评估与管理项目融资（Project Financing）过程所涉及社会与环境风险的金融界指标。水坝的建造也属于这项指标所应用工业项目。
金融界“赤道原则”（EPFI）列有九项原则，包括调查及缓和环境与社会方面的风险、咨询与公布相关调查结果与建议、独立审查和监测，以及拟定行动计划和管理系统等，并包括投诉机制。
“赤道原则”要求投诉机制“能够及时和透明地以文化上适当之方式解决社区关注的问题，而受影响社区的方方面面均能参与其中。”（原则六）
20世纪90年代巴贡水坝开始兴建时，政府也设立由巴贡发展委员会（Bakun Development Committee）来处理受影响居民的问题和迁移的事务。不同的是该委员会是以玛欣（James Masing）部长为首。
巴贡水坝的移民安顿被认为糟透了，甚至至今还有赔偿金尚未付予，使许多徙置区的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没有陈情投诉的管道。
我国人权委员会（SUHAKAM）砂州委员德达沙门（Detta Samen）月前反映姆仑水库区居民的担忧说，彼等害怕会面对巴贡水坝徙置计划的同样问题。州土地发展部长玛欣（右图）却反驳说姆仑居民的问题不同于巴贡居民。虽然他没有说不同点在哪里，但警告人权委员不要妄发言论。玛欣的回应除了显示其向来冥顽不灵的政客特征外，也间接地承认了巴贡徙置的失误。
非政府组织的观察认为姆仑计划投诉机制的设立恐怕只是为了应付金融界的指标。本南人发展委员会的设立，乃另一项官委的例子。若没有经过社区民主选举的程序，又如何能代表居民的利益呢？
环境法沦为融资公关手段
另一方面，以苏让阿仑（Surang Alung）为首的伯黎然姆仑本南事务委员会（Peliaran-Murum Penan Affairs Committee）于8月4日发表文告要求当局让公众参与审查社会环境评估。该委员会乃人民自发设立的，应有更大的代表性。受影响的居民团体要求当局尊重他们选择的迁移地点。但他们感到很遗憾，因适合他们迁移的土地也被分配给一家私人发展商，即昇阳集团 （Shin Yang Group），以作开辟油棕园之用途。
社会环境评估（SEIA）已于2009年立法规定为具有约束性的发展条例，相关发展水坝的项目必须符合本地与国际的水准。除了须遵照国家法律与条文外，还要持守《赤道原则》和联合国原住民人权宣言（UNDRIP）。
按2007年联合国原住民人权宣言，受发展项目影响的原住民必须于事先获得自立和知情的咨询（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而当地居民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姆仑水坝工程已上马近两年了，据称已完成百分之十，当地居民对有关迁移计划却仍然不知情。砂州政府较早时发布的环境评估（EIA）也不必让公众参与审查，与联邦法律背道而驰。环境法与条例的表面功夫和承诺，似乎只是一项公关的动作，目的不外是为获得融资。
国际一些享有社会与环境好声誉的发展商，例如Rio Tinto原有意在砂设炼铝厂，消费巴贡的水电。然而，由于其对“赤道原则”的持守，使相关设厂的谈判停滞不前，致使巴贡在即可发电之前夕仍未找到用户。
依目前国阵所领导的砂州政府之惯常作风及其腐败不透明的行政运作，我们很难相信姆仑水电计划会在对“赤道原则”的表面承诺下，实现符合社会与环境的原则。
重婚强奸罪犯怎能逍遥法外？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即便是本南妇女遭性侵的调查报告已公诸于世，公正离受害个人及她们社群仍然遥不可及。2008年11月，我国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设立由非政府组织成员与官方部门代表所组成的工作小组，对有关指责进行实地调查，报告书虽然于两个月后就已完成，却延后了九个月才发布。
警方与联邦及州政府的蹒跚不行动与政治领袖的否认，引起公民社会极度的反感。我国本南支援组织（36个团体）曾邀请亚洲论坛（Forum-Asia）与亚洲原居民女性网络（Asian Indigenous Women;s Network）两个国际妇女及人权组织，于去年11月进行另一项实况调查，并于今年7月公布附有全面建议的独立报告《马来西亚砂拉越州乌鲁巴南（Ulu Baram）及中区的本南族妇女及女童遭性侵害的广义面 》。
该报告吁请政府当局、国州议员、政府团体、人权委员会、非政府团体与我国股票行，采取行动为受害人及社区提供援助，并制裁侵权者及其所服务的伐木商，以让公正得以伸张，内陆社群权益有所保障。
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当局。令人大失所望的是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长莎丽查日前往姆禄国家公园的一个本南村落Batu Bungan，声称是会见“受害者”，可是却去错了地方，因为性侵投诉不是发生在该处，说其为度假旅行会更恰当些。
同样的，首相纳吉7月22日的峇南弄邦雅（Long Banga）之行，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是解决本南人的困境。实际在该村落居住的是其他内陆族群，即沙邦（Saban）与肯雅（Kanya）人，而在其短暂停留中宣部的微型水力发电工程与颁发援助金予贫困学生举止，俨然是在进行竞选宣传，只能说明州议会选举日期近了。
掩护整体伐木业不当行为
砂内陆偏僻的村落居民似乎是住在不同的国度。他们面对交通不便，政府服务匮乏。人民看病与上学都要依赖伐木公司的道路与车辆。习俗森林遭砍伐，妇女与儿童被强暴时，却投诉无门。
警察只听唤于伐木商，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压制维权抗议的行动。伐木工人的强奸罪行可获得包庇，不受法律的制裁。目前已为媒体及非政府组织揭发的共有15起个案，其中两起已于2009年在吉隆坡武吉安曼警察总部落案。而砂警方却仍坚持受害者须直接向他们报案，并提呈证据。
砂副首长查布指外国非政府组织妒忌砂拉越的油棕发展，因而作出不利我国的负面宣传。州土地发展部长玛欣称，本南女孩很早就有性行为，强奸投诉都是他们编造的故事，并指那些事件都是情投意合的性关系。
观察家认为，政治领袖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去掩饰伐木工人的罪行大可不必。其实，其所掩饰不只是性道德的问题，而是整个伐木工业的不当行为，包括贿赂、滥伐不守规则、谋取快速的暴利等。近日来《砂拉越报告网站》（http://sarawakreport.org）的系列报道，就曾将伐木业与首长家庭成员的财富挂钩。
文明社会竟包庇性罪行
峇南中游一家伐木商的机械师阿兴就是其中一名报案受害者Bibi的逼婚丈夫。当地人民皆知道阿兴已有两个妻子（有者甚至说有七八个）。据悉Bibi目前已为阿兴生了三个孩子。孩子的出生纸上皆没填父亲的名字，显然他们没有合法的婚姻。阿兴曾在报章上声称他们是按习俗完婚。但Bibi 的父母矢口否认，并要女儿离开阿兴，因为重婚违反他们的基督信仰。
警方的不行动使Bibi非常无奈与无助，只能屈于威力和恐吓。她深怕父母与村民受伤害，甚至在阿兴的陪同下到弄拉玛（Long Lama）销案，被迫称较早的报案时受非政府组织的怂恿。今天阿兴仍然逍遥于我国的法律之外，继续在内陆建立他的多妻王国。
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个基要派后期圣徒教会在科罗拉多城社区建立完全独立于国家法制之外的王国。教主华伦杰夫（Warren Jeffs，右图中）拥有多至70余名妻妾。其信徒都实行多妻制，并提倡男权至上，甚至迫社区内13岁的少女出嫁，又将年轻的男性驱出社区。2006年美国政府将华伦及其他追随者判罪入狱，并列该教会为邪教。
阿兴等辈在砂内陆非法勾引本南少女为他们传衍后代，简直就是后期圣徒教会的翻版。若不将他们绳之以法，本南人的正义必无法伸正，而更多的女性将在这群性魔的爪牙下被牺牲。
这一切因纵容包庇所造成的性罪行，其所反映的是扩大的滥权、破坏森林及伤害内陆族群的剥削行为。有句话说，一个国家的文明乃取决于其如何看待弱势社群。
马来西亚即便能如纳吉之愿在十年内成为高收入的国家，但摆在世人面前的如果仍然是个欠文明的社会，那又有什么可得意的呢？
警方与联邦及州政府的蹒跚不行动与政治领袖的否认，引起公民社会极度的反感。我国本南支援组织（36个团体）曾邀请亚洲论坛（Forum-Asia）与亚洲原居民女性网络（Asian Indigenous Women;s Network）两个国际妇女及人权组织，于去年11月进行另一项实况调查，并于今年7月公布附有全面建议的独立报告《马来西亚砂拉越州乌鲁巴南（Ulu Baram）及中区的本南族妇女及女童遭性侵害的广义面 》。
该报告吁请政府当局、国州议员、政府团体、人权委员会、非政府团体与我国股票行，采取行动为受害人及社区提供援助，并制裁侵权者及其所服务的伐木商，以让公正得以伸张，内陆社群权益有所保障。
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当局。令人大失所望的是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长莎丽查日前往姆禄国家公园的一个本南村落Batu Bungan，声称是会见“受害者”，可是却去错了地方，因为性侵投诉不是发生在该处，说其为度假旅行会更恰当些。
同样的，首相纳吉7月22日的峇南弄邦雅（Long Banga）之行，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是解决本南人的困境。实际在该村落居住的是其他内陆族群，即沙邦（Saban）与肯雅（Kanya）人，而在其短暂停留中宣部的微型水力发电工程与颁发援助金予贫困学生举止，俨然是在进行竞选宣传，只能说明州议会选举日期近了。
掩护整体伐木业不当行为
砂内陆偏僻的村落居民似乎是住在不同的国度。他们面对交通不便，政府服务匮乏。人民看病与上学都要依赖伐木公司的道路与车辆。习俗森林遭砍伐，妇女与儿童被强暴时，却投诉无门。
警察只听唤于伐木商，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压制维权抗议的行动。伐木工人的强奸罪行可获得包庇，不受法律的制裁。目前已为媒体及非政府组织揭发的共有15起个案，其中两起已于2009年在吉隆坡武吉安曼警察总部落案。而砂警方却仍坚持受害者须直接向他们报案，并提呈证据。
砂副首长查布指外国非政府组织妒忌砂拉越的油棕发展，因而作出不利我国的负面宣传。州土地发展部长玛欣称，本南女孩很早就有性行为，强奸投诉都是他们编造的故事，并指那些事件都是情投意合的性关系。
观察家认为，政治领袖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去掩饰伐木工人的罪行大可不必。其实，其所掩饰不只是性道德的问题，而是整个伐木工业的不当行为，包括贿赂、滥伐不守规则、谋取快速的暴利等。近日来《砂拉越报告网站》（http://sarawakreport.org）的系列报道，就曾将伐木业与首长家庭成员的财富挂钩。
文明社会竟包庇性罪行
峇南中游一家伐木商的机械师阿兴就是其中一名报案受害者Bibi的逼婚丈夫。当地人民皆知道阿兴已有两个妻子（有者甚至说有七八个）。据悉Bibi目前已为阿兴生了三个孩子。孩子的出生纸上皆没填父亲的名字，显然他们没有合法的婚姻。阿兴曾在报章上声称他们是按习俗完婚。但Bibi 的父母矢口否认，并要女儿离开阿兴，因为重婚违反他们的基督信仰。
警方的不行动使Bibi非常无奈与无助，只能屈于威力和恐吓。她深怕父母与村民受伤害，甚至在阿兴的陪同下到弄拉玛（Long Lama）销案，被迫称较早的报案时受非政府组织的怂恿。今天阿兴仍然逍遥于我国的法律之外，继续在内陆建立他的多妻王国。
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个基要派后期圣徒教会在科罗拉多城社区建立完全独立于国家法制之外的王国。教主华伦杰夫（Warren Jeffs，右图中）拥有多至70余名妻妾。其信徒都实行多妻制，并提倡男权至上，甚至迫社区内13岁的少女出嫁，又将年轻的男性驱出社区。2006年美国政府将华伦及其他追随者判罪入狱，并列该教会为邪教。
阿兴等辈在砂内陆非法勾引本南少女为他们传衍后代，简直就是后期圣徒教会的翻版。若不将他们绳之以法，本南人的正义必无法伸正，而更多的女性将在这群性魔的爪牙下被牺牲。
这一切因纵容包庇所造成的性罪行，其所反映的是扩大的滥权、破坏森林及伤害内陆族群的剥削行为。有句话说，一个国家的文明乃取决于其如何看待弱势社群。
马来西亚即便能如纳吉之愿在十年内成为高收入的国家，但摆在世人面前的如果仍然是个欠文明的社会，那又有什么可得意的呢？
从《2010巴贡协议》看原住民贫穷问题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扶弱政策（Affirmative Action）是继我国新经济政策（NEP）之后，维护土著股权配额的新代名词。这个拥美好名称的缺陷措施（贪污、滥权、偏袒、裙带关系）被纳入刚于6月10日提出的第十马来西亚计划内，令公众大感失望，因为30年来这个政策只照顾一小部分的马来人。
推行了九个五年计划后，贫穷问题仍然未解决。我国拟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因此贫穷问题值得重视。官方统计数据的5%贫穷（砂拉越乡区为12.9%）似乎较实际印象轻描淡写许多。只要我们看看西马园丘出身的印裔同胞和东西马乡区的原住民社群，大家都会同意目前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落差非常显著，乖离了目标的扶贫政策恐怕是爱莫能助。
习俗地有法源基础
月前巴贡水坝原住民翁米古（Wing Miku）透露，当地徙置区社群正在草拟一份《2010巴贡协议》，内容具有12点诉求：概括水源权、电源权、居所权、赔偿权、耕地与森林权、教育权、水库发展权和管理电力股权等。
过去有一些不认同原住民权益的国阵议员指原住民社群对习俗土地拥有权的索取乃贪得无厌之举。民都鲁区国会议员张庆信甚至以极具侮辱的比喻称索取习俗地没有依据，有如男人见到所有女人就宣布为自己的妻子。
若详加研究，就可发现巴贡协议是有法律与宪法依据的。1996年，我国上诉庭认同高庭的判决，确定柔佛州的原住民社群享有土地与水源权利（不要忘记，柔州部分水源供给新加坡）【注一】。法官乃按《1954年原住民法令》（Aboriginal Peoples Act 1954）及参考国际的案例如澳洲的《Mabo 2》做出判断。另外数宗带到法庭的习俗地纠纷也都让原住民获得胜诉，包括砂州的Nor Nyawai长屋、Salleh Medali和Agi ak Bungkong案件。
只是遗憾的，国阵政府仍不愿纠正行政的错误，继续否定原住民的习俗权。在征用习俗地时拒绝全数赔偿，又在水坝移迁的政策与管理上出现许多的问题。许多巴贡徙置民的生活较前更加不如，特别是那些迁移社群，如本南人（Penan）和乌吉人（Ukit）。目前他们已在山穷水尽的边缘，而正在兴建的另一座姆仑水坝（Murum Dam），还要逼迁千余名本南人。
原住民有优先咨询权
目前寻求法律公正的有逾150个习俗地纠纷案件。巴贡万名居民的协议诉求显然是另一种手段来赢得习俗权的认同。很明显的，巴贡居民的要求符合联合国原住民人权宣言（UNDRIP），而我国是该宣言的签署国之一。
按原住民人权宣言第32条款，原住民具有决定发展其土地/领域及其他资源的优先权和决定其策略方案。政府必须具诚意的预先咨询当地人民，以便开发有关资源。政府还要提供有效的机制来合理及公平地纠正开发所引起的问题，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缓和所造成的破坏。
《2010巴贡协议》要求每年1500万元（每个村落100万元）的水源权利金、每年240万元的电源权利金、免费的水电供应和完整的迁移赔偿与每家十英亩的耕地。还有要求政府为徙置区提供公共服务和基本设施、每年100万元的教育基金，以及每个村落1%的电力公司股权等具体的补偿。
输者不能输原则
外人乍看起来，这些要求似乎有些过分。其实不然，因为他们必须是为国家的利益做出牺牲。若按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公平的正义来理解，就是输者不能输的原则，则巴贡诉求是完全合理的，又若巴贡水电的效能果真如国阵政府所言的那般，那与当地社区分享利润更不是问题。
巴贡的原住民社群若能获得执行良政政府的公平看待，则他们就不会沦为弱势穷人。又若大型发展项目果真如倡导者所言对国家有利的话，或能实现首相“以民为本”的政治，则许多原住民社体就根本不需要扶贫计划。他们目前仍然占据许多可利用的资源。只要当权者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愿，让他们以自决的方式来决定如何以及何时开发他们的资源，就能让他们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
今天已有许多原住民接受高等教育，没有人可以再愚弄他们，（包括他们本身社群的精英）。据悉，目前这份协议书正由砂原住民律师联盟（SILA）来修饰拟定。让我们所有具正义感与爱国的人民一起来支持他们吧！
注释：
一 . 参看Adong bin Kuwan & Ors v Kerajaan Negeri Johor & Anor案件。
推行了九个五年计划后，贫穷问题仍然未解决。我国拟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因此贫穷问题值得重视。官方统计数据的5%贫穷（砂拉越乡区为12.9%）似乎较实际印象轻描淡写许多。只要我们看看西马园丘出身的印裔同胞和东西马乡区的原住民社群，大家都会同意目前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落差非常显著，乖离了目标的扶贫政策恐怕是爱莫能助。
习俗地有法源基础
月前巴贡水坝原住民翁米古（Wing Miku）透露，当地徙置区社群正在草拟一份《2010巴贡协议》，内容具有12点诉求：概括水源权、电源权、居所权、赔偿权、耕地与森林权、教育权、水库发展权和管理电力股权等。
过去有一些不认同原住民权益的国阵议员指原住民社群对习俗土地拥有权的索取乃贪得无厌之举。民都鲁区国会议员张庆信甚至以极具侮辱的比喻称索取习俗地没有依据，有如男人见到所有女人就宣布为自己的妻子。
若详加研究，就可发现巴贡协议是有法律与宪法依据的。1996年，我国上诉庭认同高庭的判决，确定柔佛州的原住民社群享有土地与水源权利（不要忘记，柔州部分水源供给新加坡）【注一】。法官乃按《1954年原住民法令》（Aboriginal Peoples Act 1954）及参考国际的案例如澳洲的《Mabo 2》做出判断。另外数宗带到法庭的习俗地纠纷也都让原住民获得胜诉，包括砂州的Nor Nyawai长屋、Salleh Medali和Agi ak Bungkong案件。
只是遗憾的，国阵政府仍不愿纠正行政的错误，继续否定原住民的习俗权。在征用习俗地时拒绝全数赔偿，又在水坝移迁的政策与管理上出现许多的问题。许多巴贡徙置民的生活较前更加不如，特别是那些迁移社群，如本南人（Penan）和乌吉人（Ukit）。目前他们已在山穷水尽的边缘，而正在兴建的另一座姆仑水坝（Murum Dam），还要逼迁千余名本南人。
原住民有优先咨询权
目前寻求法律公正的有逾150个习俗地纠纷案件。巴贡万名居民的协议诉求显然是另一种手段来赢得习俗权的认同。很明显的，巴贡居民的要求符合联合国原住民人权宣言（UNDRIP），而我国是该宣言的签署国之一。
按原住民人权宣言第32条款，原住民具有决定发展其土地/领域及其他资源的优先权和决定其策略方案。政府必须具诚意的预先咨询当地人民，以便开发有关资源。政府还要提供有效的机制来合理及公平地纠正开发所引起的问题，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缓和所造成的破坏。
《2010巴贡协议》要求每年1500万元（每个村落100万元）的水源权利金、每年240万元的电源权利金、免费的水电供应和完整的迁移赔偿与每家十英亩的耕地。还有要求政府为徙置区提供公共服务和基本设施、每年100万元的教育基金，以及每个村落1%的电力公司股权等具体的补偿。
输者不能输原则
外人乍看起来，这些要求似乎有些过分。其实不然，因为他们必须是为国家的利益做出牺牲。若按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公平的正义来理解，就是输者不能输的原则，则巴贡诉求是完全合理的，又若巴贡水电的效能果真如国阵政府所言的那般，那与当地社区分享利润更不是问题。
巴贡的原住民社群若能获得执行良政政府的公平看待，则他们就不会沦为弱势穷人。又若大型发展项目果真如倡导者所言对国家有利的话，或能实现首相“以民为本”的政治，则许多原住民社体就根本不需要扶贫计划。他们目前仍然占据许多可利用的资源。只要当权者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愿，让他们以自决的方式来决定如何以及何时开发他们的资源，就能让他们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
今天已有许多原住民接受高等教育，没有人可以再愚弄他们，（包括他们本身社群的精英）。据悉，目前这份协议书正由砂原住民律师联盟（SILA）来修饰拟定。让我们所有具正义感与爱国的人民一起来支持他们吧！
注释：
一 . 参看Adong bin Kuwan & Ors v Kerajaan Negeri Johor & Anor案件。
改变会从诗巫开始吗？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诗巫补选成绩显示行动党胜利所得多数票（398张）虽仅是所收回选票（37919张，另192张邮寄票失踪）的1%，但却足以挫折国阵，尤其是参选的砂人联党（SUPP），也给民联一份有力的强心剂。行动党竞选的口号为“改变从诗巫开始”，中选的黄和联在竞选期间重复称该场战役意义超越个人和地方，而是涵括全州与全国。彼等认为胜利意味走向柏特拉再也（Petrajaya，州行政中心）和布城（Petrajaya，国行政中心）的一个大步。
然而，砂州国阵并不认为诗巫的“失陷”会改变砂州的政治生态，他们知道国阵仍然牢握马来人及乡区原住民（长屋与甘榜）的选票，即便是城镇的华裔选票全盘倒向民联。诗巫补选反国阵的华裔选票从62%提升到了69%，其中包括第一渠道（Saluran）中长者的选票。竞选期间以发展大礼收买民心的策略固然已在华社中失灵了，但似乎还未对国阵带来立即的威胁。毕竟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数量比较少，要取得多数议席不能缺少乡区的议席。
诗巫补选成绩公布后，各方评论多倾向改变论的观点，包括一些学术界的人士。他们极力寻找一些数据来说明某些马来/马兰诺人及伊班人的地区也发生改变。
言过其实的指称
不知是哪一个评论分析最先指民联所得的马来/马兰诺人选票稍有增加。但实际上从四个马来/马兰诺为主的选站【注一】成绩来看，民联的得票比例略有下降，即从2008年的19.6%降到19.4%（这个数据是将2008年的行动党与公正党的票数加在一起计算）。
民联在伊班区的得票一般说法是下降了3%，只有公正党砂州主席巴鲁比安（Baru Bian，右图）说是6%。若略去族群混合选站，单计算14伊班区选站的票数，则民联只得1346票较2008年的1496票（公正党+行动党）则是减少了150票或10%，何况补选的总投票人数稍有增加。
如果说民联已在一些个别的选站有所进展，那恐怕只是假象或说有所偏颇。例如行动党在双溪澳（SG Aup）较2008年多得50票（共235票），若扣除前公正党（林政全）所得的12票，则只增了38票。还有在乌鲁双溪美拉（Ulu Sg. Merah）多得了49票（共304票）扣除前公正党的32票，则实际增加只有17票。这只能说是个别选站的小成果，若将之充作一个鼓励还可以，说之为民联已在原住民区有所进阶（Inroad），则有点言过其实了。
民联未找到突破方案
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扬言民联会在六个月到一年内，会赢得砂州马来人、马兰诺人和伊班人的民心，以改变我国的政治面貌。他在诗巫补选后于本身的国会选区巴东埔的演讲时称，诗巫的马来选票在2008年时只有10%投给行动党，但此次补选在民联各党合作下，得票率已提高30%及40%。显然，他是进行政治宣传，有意把数据缩小及放大，似乎在讲述916变天论的下集。我担心这不是脚踏实地的改革和夺权之道。
从去年的巴当艾补选及今年的诗巫补选看来，民联还未在伊班选区找到突破的方案。习俗地的问题尚未提升长屋居民的政治醒觉。糖衣的发展诱惑和金钱的贿赂相信还会通行一些时日。国阵的“定期存款”并不见得立即会由于国阵在诗巫的失守，而不能兑现。
民联应改变种族分化问题
民联在砂州的四党（公正党、行动党、回教党与国民党）在此次的补选中似乎合作得很好，但称之为美好默契恐怕还不恰当。行动党在此次补选中专注争取华人选票，可说是务实的策略，但将甘榜和长屋选区推给其他伙伴党则未必是上策。
至今行动党的领袖只有少数一两位看重乡区原住民社群的工作。该党对习俗地议题的理解似乎不足。诗巫补选已呈现市区华人与乡区原住民之间政治二分法的迹象，这毕竟不是健康的政治生态。民联各党之间若继续以族群分配方式来取得政权的话，则未必能改变种族分化的问题。公正党和国民党多元种族的政治理念，应该说是较符合砂州的民心与群众的愿望。
如果说诗巫补选让我国的政治板块松动了，或说提供两线制的新曙光，那民联就必须进一步在各成员党间达致为乡区选民服务的默契，因为改变的愿望需要实际的策略与步骤去实现的。诗巫的改变能否像水波的涟漪向四方扩散，有赖相关各造的政治智慧。
砂首长泰益玛目说“公鸡一声啼，未必就是天亮”。他好像蛮有把握在天未亮之前完成他的“志愿”，说不定他语带双关为砂州的国阵带来一番“革新”。有人说那或许是开启大门请巫统进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今后砂州政治板块的移动，必然要更加精彩。
注释：
一．即甘榜本干政小、卫理小学、市政三小和甘榜帮莪政小。我们不能将华巫混合投票站的阿邦阿里政小票数加入计算，更有人误将甘榜南甲政中站（绝大多数为华人选票）视为马来选区（笔者在前文《乌雪尘埃漂向诗巫？》也犯同样的错误）。
然而，砂州国阵并不认为诗巫的“失陷”会改变砂州的政治生态，他们知道国阵仍然牢握马来人及乡区原住民（长屋与甘榜）的选票，即便是城镇的华裔选票全盘倒向民联。诗巫补选反国阵的华裔选票从62%提升到了69%，其中包括第一渠道（Saluran）中长者的选票。竞选期间以发展大礼收买民心的策略固然已在华社中失灵了，但似乎还未对国阵带来立即的威胁。毕竟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数量比较少，要取得多数议席不能缺少乡区的议席。
诗巫补选成绩公布后，各方评论多倾向改变论的观点，包括一些学术界的人士。他们极力寻找一些数据来说明某些马来/马兰诺人及伊班人的地区也发生改变。
言过其实的指称
不知是哪一个评论分析最先指民联所得的马来/马兰诺人选票稍有增加。但实际上从四个马来/马兰诺为主的选站【注一】成绩来看，民联的得票比例略有下降，即从2008年的19.6%降到19.4%（这个数据是将2008年的行动党与公正党的票数加在一起计算）。
民联在伊班区的得票一般说法是下降了3%，只有公正党砂州主席巴鲁比安（Baru Bian，右图）说是6%。若略去族群混合选站，单计算14伊班区选站的票数，则民联只得1346票较2008年的1496票（公正党+行动党）则是减少了150票或10%，何况补选的总投票人数稍有增加。
如果说民联已在一些个别的选站有所进展，那恐怕只是假象或说有所偏颇。例如行动党在双溪澳（SG Aup）较2008年多得50票（共235票），若扣除前公正党（林政全）所得的12票，则只增了38票。还有在乌鲁双溪美拉（Ulu Sg. Merah）多得了49票（共304票）扣除前公正党的32票，则实际增加只有17票。这只能说是个别选站的小成果，若将之充作一个鼓励还可以，说之为民联已在原住民区有所进阶（Inroad），则有点言过其实了。
民联未找到突破方案
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扬言民联会在六个月到一年内，会赢得砂州马来人、马兰诺人和伊班人的民心，以改变我国的政治面貌。他在诗巫补选后于本身的国会选区巴东埔的演讲时称，诗巫的马来选票在2008年时只有10%投给行动党，但此次补选在民联各党合作下，得票率已提高30%及40%。显然，他是进行政治宣传，有意把数据缩小及放大，似乎在讲述916变天论的下集。我担心这不是脚踏实地的改革和夺权之道。
从去年的巴当艾补选及今年的诗巫补选看来，民联还未在伊班选区找到突破的方案。习俗地的问题尚未提升长屋居民的政治醒觉。糖衣的发展诱惑和金钱的贿赂相信还会通行一些时日。国阵的“定期存款”并不见得立即会由于国阵在诗巫的失守，而不能兑现。
民联应改变种族分化问题
民联在砂州的四党（公正党、行动党、回教党与国民党）在此次的补选中似乎合作得很好，但称之为美好默契恐怕还不恰当。行动党在此次补选中专注争取华人选票，可说是务实的策略，但将甘榜和长屋选区推给其他伙伴党则未必是上策。
至今行动党的领袖只有少数一两位看重乡区原住民社群的工作。该党对习俗地议题的理解似乎不足。诗巫补选已呈现市区华人与乡区原住民之间政治二分法的迹象，这毕竟不是健康的政治生态。民联各党之间若继续以族群分配方式来取得政权的话，则未必能改变种族分化的问题。公正党和国民党多元种族的政治理念，应该说是较符合砂州的民心与群众的愿望。
如果说诗巫补选让我国的政治板块松动了，或说提供两线制的新曙光，那民联就必须进一步在各成员党间达致为乡区选民服务的默契，因为改变的愿望需要实际的策略与步骤去实现的。诗巫的改变能否像水波的涟漪向四方扩散，有赖相关各造的政治智慧。
砂首长泰益玛目说“公鸡一声啼，未必就是天亮”。他好像蛮有把握在天未亮之前完成他的“志愿”，说不定他语带双关为砂州的国阵带来一番“革新”。有人说那或许是开启大门请巫统进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今后砂州政治板块的移动，必然要更加精彩。
注释：
一．即甘榜本干政小、卫理小学、市政三小和甘榜帮莪政小。我们不能将华巫混合投票站的阿邦阿里政小票数加入计算，更有人误将甘榜南甲政中站（绝大多数为华人选票）视为马来选区（笔者在前文《乌雪尘埃漂向诗巫？》也犯同样的错误）。
消费文明或改变环境厄运
【犀乡溪语/黄孟祚】周前绿色和平制作的短片通过面子书正广泛地在网络世界流通。影片名为《休息一下》（Have a break?），片头呈现办公室的一名职员，在工作疲劳时，暂放下手头的文件，机械性地拿起一片kit kat，对掰后就往嘴里送，没有察觉附在巧克力上的棕红毛发。巧克力在职员口中溶解，糖浆流到嘴边，又滴到键盘上，刹像是血液。镜头一转，一对相依为命的红毛猩猩母子在一棵即将倒下的树枝间显得手足无措，因为周边的树林皆已清除。短片在一望无际灰烬弥漫，仿佛在控诉的雨林废墟之画面中落幕。
影片虽然没有显示油棕或其产品，但信息却是明晰的。读者的回应非常热烈，许多留言称他们从此不吃kit kat了。
其实kit kat的制造商雀巢（Nestle）已响应了环保组织的呼吁，于三月中旬决定停止购买Sinar Mas集团的棕油产品。这是继去年12月联合利华（Unilever）和今年正月Kraft食品商的另一项企业社会责任行动。
企业界被迫跟随改变
绿色和平报告《当场逮住》（Caught in red handed）揭露了Sinar Mas在印尼种植活动的不负责任行为；其园丘扩展破坏大片雨林，又对当地居民造成重大伤害，完全不符合可持续棕油圆桌议会（RSPO）的原则。据报道，另一家国际食品公司Sainsbury和一家石油公司（蚬蛤）也将宣布停止购买Sinar Mas的棕油。后者有意以棕油提炼生物柴油。
环保组织的多年努力，显然已提升了西方消费者的环境与社会意识，企业界不得不跟进消费文明而实行改变。这也符合其长远的经济考量，即便是遭受短暂的亏损。
我们都知道目前马来西亚与印尼的棕油业称霸世界，两国总和产量占全球市场的85%。荷兰的自然之友（Milieu Defensie，即FOE）也同样针对我国的油棕业者提出质疑。一份叫做《不可置信的绿化》（Too green to be true）的报告非议IOI集团的棕油产品。该集团有数个在马来西亚的油棕园丘已成功申请获得RSPO的认证。然而，对环保组织来说，这种认证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该集团在印尼（西加里曼丹）所开发的油棕园丘却没有持守环境条规，破坏森林和开辟泥煤地，也与当地的居民发生土地的冲突。
理解消费环保意识之利害的印尼棕油生产商，立时回应雀巢终止购买Sinar Mas棕油的行动。他们指雀巢反应过敏，出卖印尼的穷苦人民。印尼的油棕农民联合会发表文告，扬言要发动1000万印尼人民来杯葛雀巢的决定。在此两面都不讨好的情况下，雀巢恐怕得付出很大的代价。
维护棕油工业的评论指雀巢应考虑小油棕农的利益。尤其是印尼有许多小园主油棕农的产品并没有获得认证。彼等谴责自然之友不顾马印穷苦农民的福利。不过，这项评论显然不适用在马来西亚，因为许多受牵连的原住民习俗地地主，并没有真正地从油棕联营计划或由官方推行的小园主油棕计划中获得好处。例如砂拉越土地复兴局（SALCRA）所推行的小园主油棕种植就是这样。然而，原住民却被这些争议用为挡箭牌。
更高的环境标准
目前欧洲的Nestle NExBTL石油公司正从IOI购买棕油作提炼生物柴油的原料（其他原料包括菜仔油Rapeseed和废弃的动物脂肪）。公司有意只采购RSPO认证的棕油。该公司在芬兰设有生物柴油提炼厂。还有另一家工厂正在荷兰的港口鹿特丹兴建。环保人士担心生物柴油的推行，将为棕油出口国的生态与社会带来更大的破坏。
看来，棕油产品的争议将要继续演绎下去。马印两国的棕油生产者联合发表声明称，他们会携手反抗不利于油棕业的反宣传，包括克服相关的环境问题与劳工的福利问题。显然，油棕业者已意识到今后世界的市场必然会要求具更高的环境与社会的标准。马来西亚油棕公会（MPOA）首席执行员玛默沙烈（Mamat Salleh）认为非政府组织的根据有欠公正，他希望有更公平的科学研究来改善园丘的管理。印尼油棕生产者公会（GAPKI）主席佐福里（Joefly J Bachroeny）认为两国业者合作的目的在于促进可持续性。
表面上看来，两国业者的反应都还算合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环保组织的指责。只是我国园丘工业与原产部长柏纳东博（Bernard Dompok）的说话却令人相当失落。他所能重复的只有“环境的议题老是被利用来攻击油棕业”。莫非这位已上任一年的沙巴政坛老将，仍不识时务，也不清楚自己的职责，对于市场的动力毫不知情，也没有察觉消费文明的提升。也许他应该看看绿色和平的短片，何况那只要一分钟。
影片虽然没有显示油棕或其产品，但信息却是明晰的。读者的回应非常热烈，许多留言称他们从此不吃kit kat了。
其实kit kat的制造商雀巢（Nestle）已响应了环保组织的呼吁，于三月中旬决定停止购买Sinar Mas集团的棕油产品。这是继去年12月联合利华（Unilever）和今年正月Kraft食品商的另一项企业社会责任行动。
企业界被迫跟随改变
绿色和平报告《当场逮住》（Caught in red handed）揭露了Sinar Mas在印尼种植活动的不负责任行为；其园丘扩展破坏大片雨林，又对当地居民造成重大伤害，完全不符合可持续棕油圆桌议会（RSPO）的原则。据报道，另一家国际食品公司Sainsbury和一家石油公司（蚬蛤）也将宣布停止购买Sinar Mas的棕油。后者有意以棕油提炼生物柴油。
环保组织的多年努力，显然已提升了西方消费者的环境与社会意识，企业界不得不跟进消费文明而实行改变。这也符合其长远的经济考量，即便是遭受短暂的亏损。
我们都知道目前马来西亚与印尼的棕油业称霸世界，两国总和产量占全球市场的85%。荷兰的自然之友（Milieu Defensie，即FOE）也同样针对我国的油棕业者提出质疑。一份叫做《不可置信的绿化》（Too green to be true）的报告非议IOI集团的棕油产品。该集团有数个在马来西亚的油棕园丘已成功申请获得RSPO的认证。然而，对环保组织来说，这种认证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该集团在印尼（西加里曼丹）所开发的油棕园丘却没有持守环境条规，破坏森林和开辟泥煤地，也与当地的居民发生土地的冲突。
理解消费环保意识之利害的印尼棕油生产商，立时回应雀巢终止购买Sinar Mas棕油的行动。他们指雀巢反应过敏，出卖印尼的穷苦人民。印尼的油棕农民联合会发表文告，扬言要发动1000万印尼人民来杯葛雀巢的决定。在此两面都不讨好的情况下，雀巢恐怕得付出很大的代价。
维护棕油工业的评论指雀巢应考虑小油棕农的利益。尤其是印尼有许多小园主油棕农的产品并没有获得认证。彼等谴责自然之友不顾马印穷苦农民的福利。不过，这项评论显然不适用在马来西亚，因为许多受牵连的原住民习俗地地主，并没有真正地从油棕联营计划或由官方推行的小园主油棕计划中获得好处。例如砂拉越土地复兴局（SALCRA）所推行的小园主油棕种植就是这样。然而，原住民却被这些争议用为挡箭牌。
更高的环境标准
目前欧洲的Nestle NExBTL石油公司正从IOI购买棕油作提炼生物柴油的原料（其他原料包括菜仔油Rapeseed和废弃的动物脂肪）。公司有意只采购RSPO认证的棕油。该公司在芬兰设有生物柴油提炼厂。还有另一家工厂正在荷兰的港口鹿特丹兴建。环保人士担心生物柴油的推行，将为棕油出口国的生态与社会带来更大的破坏。
看来，棕油产品的争议将要继续演绎下去。马印两国的棕油生产者联合发表声明称，他们会携手反抗不利于油棕业的反宣传，包括克服相关的环境问题与劳工的福利问题。显然，油棕业者已意识到今后世界的市场必然会要求具更高的环境与社会的标准。马来西亚油棕公会（MPOA）首席执行员玛默沙烈（Mamat Salleh）认为非政府组织的根据有欠公正，他希望有更公平的科学研究来改善园丘的管理。印尼油棕生产者公会（GAPKI）主席佐福里（Joefly J Bachroeny）认为两国业者合作的目的在于促进可持续性。
表面上看来，两国业者的反应都还算合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环保组织的指责。只是我国园丘工业与原产部长柏纳东博（Bernard Dompok）的说话却令人相当失落。他所能重复的只有“环境的议题老是被利用来攻击油棕业”。莫非这位已上任一年的沙巴政坛老将，仍不识时务，也不清楚自己的职责，对于市场的动力毫不知情，也没有察觉消费文明的提升。也许他应该看看绿色和平的短片，何况那只要一分钟。
生物柴油：不可持续的经济潜能
【犀乡溪语／黄孟祚】目前服务于联合国机构的前马大教授佐摩（Jomo KS）日前在研讨会上说，我国政府应重视棕油生物柴油的潜在经济机会。这项主张令我感到非常意外。
佐摩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即已认识的学术界朋友。他的社会意识与环境立场都很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著作中。近年来他虽然旅居美国，但每年都回来参与一些学术会议和公开演讲。诚然，他的批评力度不减当年。他的许多精辟见解仍叫人信服。也许是离国久了，他对本地基层社会的愿望，似乎理解得少了些。
此次他在提出棕油加工增值的观点时，明显地忽略了目前国内棕油业大幅度扩展对生态与社会的冲击，使二者皆不可持续。特别是森林土地的转换及沼泽湿地的开发，以及与原住民及当地社群利益的矛盾。
生物柴油冲击环境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生物柴油的潜能的确存在。那是因为富裕社会不愿放弃现有的生活方式，让生物柴油在其他可更新能源能未开发与普遍采用之前，成为化石能源的方便替代。棕油之所以比其他生物燃油原料更具竞争优势，乃因业者在国家政策的方便下，可获得廉宜的土地。而主要生产国家（我国与印尼）的环境条例与执行又充满缺陷。容许大量的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例如，在露天焚烧清芭时，将烟霾送给公众，以及施放化肥与采用除草剂时，污染水源与土壤，贻害今后世代人民。
森林与湿地的开发也添增大量的碳排放及削弱自然碳冲刷的能力，为全球升温和气候变化增加变数。而恰好又是气候变化的干旱威胁，使油棕的产量遽降，若加上厄尔尼诺（El Nino）效应，则情况更糟。或令其竞争力消失。
去年10月，一份遭泄漏的文件显示，欧盟有意接受生物燃油为可持续的能源。因而引起了环境团体的非议。那些以粮食作物（包括玉米、甘蔗、大豆）为原料的生物燃油，不单为粮食供应带来压力，也在原料种植社区造成社会冲突。
欧盟正考虑将油棕园丘视为森林，以合理化推广棕油生物柴油的市场。他们认为按世界粮农组织的定义：只要在一片土地上拥有30%的树木高达五公尺，则就可称之为森林了。环保人士则完全不能接受由单一品种的植物所构成的园丘，被当作森林地来看待。因为单元植物品种所能庇护的生物多样性，远不能与自然林地比拟。
我国森林部也同样将油棕园和树木园丘当做森林，当局喜欢将园丘土地算在森林面积的统计内，经常向国际声称我国拥有七成的绿林。充其量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发展经济为了谁
由联邦园丘工业与原产业部所支助的我国木材认证理事会（Malaysia Timber Certification Council，简称MTCC）最近提出一项更令人担忧的倡议，那就是容许将已认证的永久林地（供伐木用）每五年转换2%充作种植业之用。这项策略可理解为扩展油棕园丘面积而铺路。
特别是在半岛马来西亚和沙巴，目前可充为园丘之地已达致饱和的状态，必须从现有森林寻找新土地。森林部和木材认证理事会原本的宗旨是为良好地管理森林和确保可持续木材的生产，却让人看来也兼顾棕油业和生物柴油的发展，将本地社会和当地人民的福利置之一边。
如果那些被公民社会看好的经济学家，如佐摩在为国家经济发展把脉时，所开出的药方忽略了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原则的话，则当地弱势社群，特别是原住民的权益捍卫斗争，必将更形困难。尤其是在他们的习俗森林和土地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彼等的福利就更容易被主流社会淹没于无形。
为此，我们不得不质疑经济评论，包括那些具影响力者，到底是为谁服务？
佐摩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即已认识的学术界朋友。他的社会意识与环境立场都很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著作中。近年来他虽然旅居美国，但每年都回来参与一些学术会议和公开演讲。诚然，他的批评力度不减当年。他的许多精辟见解仍叫人信服。也许是离国久了，他对本地基层社会的愿望，似乎理解得少了些。
此次他在提出棕油加工增值的观点时，明显地忽略了目前国内棕油业大幅度扩展对生态与社会的冲击，使二者皆不可持续。特别是森林土地的转换及沼泽湿地的开发，以及与原住民及当地社群利益的矛盾。
生物柴油冲击环境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生物柴油的潜能的确存在。那是因为富裕社会不愿放弃现有的生活方式，让生物柴油在其他可更新能源能未开发与普遍采用之前，成为化石能源的方便替代。棕油之所以比其他生物燃油原料更具竞争优势，乃因业者在国家政策的方便下，可获得廉宜的土地。而主要生产国家（我国与印尼）的环境条例与执行又充满缺陷。容许大量的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例如，在露天焚烧清芭时，将烟霾送给公众，以及施放化肥与采用除草剂时，污染水源与土壤，贻害今后世代人民。
森林与湿地的开发也添增大量的碳排放及削弱自然碳冲刷的能力，为全球升温和气候变化增加变数。而恰好又是气候变化的干旱威胁，使油棕的产量遽降，若加上厄尔尼诺（El Nino）效应，则情况更糟。或令其竞争力消失。
去年10月，一份遭泄漏的文件显示，欧盟有意接受生物燃油为可持续的能源。因而引起了环境团体的非议。那些以粮食作物（包括玉米、甘蔗、大豆）为原料的生物燃油，不单为粮食供应带来压力，也在原料种植社区造成社会冲突。
欧盟正考虑将油棕园丘视为森林，以合理化推广棕油生物柴油的市场。他们认为按世界粮农组织的定义：只要在一片土地上拥有30%的树木高达五公尺，则就可称之为森林了。环保人士则完全不能接受由单一品种的植物所构成的园丘，被当作森林地来看待。因为单元植物品种所能庇护的生物多样性，远不能与自然林地比拟。
我国森林部也同样将油棕园和树木园丘当做森林，当局喜欢将园丘土地算在森林面积的统计内，经常向国际声称我国拥有七成的绿林。充其量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发展经济为了谁
由联邦园丘工业与原产业部所支助的我国木材认证理事会（Malaysia Timber Certification Council，简称MTCC）最近提出一项更令人担忧的倡议，那就是容许将已认证的永久林地（供伐木用）每五年转换2%充作种植业之用。这项策略可理解为扩展油棕园丘面积而铺路。
特别是在半岛马来西亚和沙巴，目前可充为园丘之地已达致饱和的状态，必须从现有森林寻找新土地。森林部和木材认证理事会原本的宗旨是为良好地管理森林和确保可持续木材的生产，却让人看来也兼顾棕油业和生物柴油的发展，将本地社会和当地人民的福利置之一边。
如果那些被公民社会看好的经济学家，如佐摩在为国家经济发展把脉时，所开出的药方忽略了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原则的话，则当地弱势社群，特别是原住民的权益捍卫斗争，必将更形困难。尤其是在他们的习俗森林和土地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彼等的福利就更容易被主流社会淹没于无形。
为此，我们不得不质疑经济评论，包括那些具影响力者，到底是为谁服务？
Friday, March 5, 2010
绘制杀人鲸脸谱
【犀乡溪语／黄孟祚】庚寅虎年新春期间，正当我国自然基金会（WWF-M）为保护马来亚虎作宣传，而联同雪州仁嘉隆东禅寺举行“千人绘虎脸”活动之际，美国奥兰多海洋世界（SeaWorld）传出提力空（Tilikum）在娱人表演当场摔死训鲸师的事故。
提力空是该海洋馆的明星，正确地说是赚钱的工具。它是鲸鱼种类中体形较小的一种，俗称杀人鲸（Killer Whale），学名为虎鲸（Orcinus orca）。这种海洋哺乳动物与海豚、大象、狗及猩猩、人猿等都属于智力高的动物，容易与人类产生互动。又由于其憨态可掬，容易让人喜爱，尤其吸引儿童。
然而，与其他海洋馆明星如海豚、海狗等不同的是，杀人鲸是海洋食物锁链的最上端，包括掠食其他的掠食者，如海豹和鲨鱼，这也是它所以得名，虽然其外表并不像陆地猛兽狮虎等那么令人生畏和可怕。
按动物权利团体（Animal Right Ethical Treatment，简称PETA）资料，在自然界的海洋中，从没有发生过杀人鲸杀人之事。其实其中文译名不十分正确，应该称之为杀手鲸才对。
长期压抑动物天性
海洋生物学家告诉我们杀手鲸是群居动物，而喜欢与群体成员追逐嬉戏。在广阔的海洋中每小时游速可达50公里，每日的游程远达125至170公里之间。海洋馆所提供的空间相当人类之与浴缸。
奥兰多海洋世界试图解释杀手鲸的突发行为，特指训鲸师绑成马尾头发的晃动是激动鲸鱼野性的原因。有人认为，海洋馆长期的压抑令提力空表演失常。
按我们的人性感情，大家都会为训鲸师的死亡感到难过。然而，与其说提力空表演失常，倒不如说它不过是按自己的天性，抒发一下被压抑的情绪。原野海洋中的杀手鲸利用声呐（Sonar）导航与捕食，它们可以潜到800公尺深的海底觅食，各种活海洋生物都是它们的美食；享有“海中之狼”的美誉。将这种庞大的海洋动物孤立于浴缸般的海洋馆中，喂以死鱼死肉，又让它被自己的声呐短距回音所伤害，这不就是动物虐待吗？统计发现海洋世界中的杀手鲸平均寿命只有35年，而在自然界中它们可以活到60岁。
奥兰多海洋世界不忍将训鲸师被摔死的一幕公诸于世，然而，我们观看过电视节目中杀手鲸捕食海豹的过程，可以想象训鲸师在众目下死亡的情景。在人的观点那肯定是残暴的，但从掠食者的角度来看，那是最自然不过了。
放回海洋恢复自由
事发之前提力空已有两次于1991年及1999年杀人的纪录，但海洋世界仍然冒险继续囚禁它并强迫它娱人赚钱，则美其名曰：为教育公众，提倡爱护海洋动物。奥兰多海洋世界在关闭三天之后，又恢复营业。同时还利用受害训鲸师的悲剧作出更大的宣传广告。
动物维权者认为提力空应就此退休，并将之安排放回海洋，因为它们生而自由，正如一些其他野性的掠食者不能也不该被驯化。
解放动物
我们应该尊重提力空表达自然天性的权利。儿童和公众可以通过电视影片或参加海洋自然之旅看，实事观看海洋动物来获得教育。也许大家对自由卫利（Free Willy）杀手鲸的电视剧并不陌生。野生被破坏可导致自然失序，最终人类也要深受其害，这是目前大家皆已明白的浅显道理。食物链顶端的野生动物更具重要的生态功能，远远超过海洋馆明星。
你我普罗大众都可以向海洋馆说“不”，或加入动物权利组织为被囚禁的海洋动物请命。其实马戏团，甚至动物园又何不同？动物娱人之举除了为私人业者制造财富或建立声望之外别无他意，如果说动物园具研究教育和保护稀有品种的功能，那是富争议的。不久前我国的一家动物园不是因私运来自非洲的河马而陷入丑闻纠纷吗？有人批评说，以囚禁的动物为研究对象，有如把监狱囚犯的活动当作人类行为的模式。
人生而自由，野生动物又何尝不是。放了提力空吧！解散马戏团和打开动物园之门吧！让我们趁此虎年之际继续绘画野生脸谱！
提力空是该海洋馆的明星，正确地说是赚钱的工具。它是鲸鱼种类中体形较小的一种，俗称杀人鲸（Killer Whale），学名为虎鲸（Orcinus orca）。这种海洋哺乳动物与海豚、大象、狗及猩猩、人猿等都属于智力高的动物，容易与人类产生互动。又由于其憨态可掬，容易让人喜爱，尤其吸引儿童。
然而，与其他海洋馆明星如海豚、海狗等不同的是，杀人鲸是海洋食物锁链的最上端，包括掠食其他的掠食者，如海豹和鲨鱼，这也是它所以得名，虽然其外表并不像陆地猛兽狮虎等那么令人生畏和可怕。
按动物权利团体（Animal Right Ethical Treatment，简称PETA）资料，在自然界的海洋中，从没有发生过杀人鲸杀人之事。其实其中文译名不十分正确，应该称之为杀手鲸才对。
长期压抑动物天性
海洋生物学家告诉我们杀手鲸是群居动物，而喜欢与群体成员追逐嬉戏。在广阔的海洋中每小时游速可达50公里，每日的游程远达125至170公里之间。海洋馆所提供的空间相当人类之与浴缸。
奥兰多海洋世界试图解释杀手鲸的突发行为，特指训鲸师绑成马尾头发的晃动是激动鲸鱼野性的原因。有人认为，海洋馆长期的压抑令提力空表演失常。
按我们的人性感情，大家都会为训鲸师的死亡感到难过。然而，与其说提力空表演失常，倒不如说它不过是按自己的天性，抒发一下被压抑的情绪。原野海洋中的杀手鲸利用声呐（Sonar）导航与捕食，它们可以潜到800公尺深的海底觅食，各种活海洋生物都是它们的美食；享有“海中之狼”的美誉。将这种庞大的海洋动物孤立于浴缸般的海洋馆中，喂以死鱼死肉，又让它被自己的声呐短距回音所伤害，这不就是动物虐待吗？统计发现海洋世界中的杀手鲸平均寿命只有35年，而在自然界中它们可以活到60岁。
奥兰多海洋世界不忍将训鲸师被摔死的一幕公诸于世，然而，我们观看过电视节目中杀手鲸捕食海豹的过程，可以想象训鲸师在众目下死亡的情景。在人的观点那肯定是残暴的，但从掠食者的角度来看，那是最自然不过了。
放回海洋恢复自由
事发之前提力空已有两次于1991年及1999年杀人的纪录，但海洋世界仍然冒险继续囚禁它并强迫它娱人赚钱，则美其名曰：为教育公众，提倡爱护海洋动物。奥兰多海洋世界在关闭三天之后，又恢复营业。同时还利用受害训鲸师的悲剧作出更大的宣传广告。
动物维权者认为提力空应就此退休，并将之安排放回海洋，因为它们生而自由，正如一些其他野性的掠食者不能也不该被驯化。
解放动物
我们应该尊重提力空表达自然天性的权利。儿童和公众可以通过电视影片或参加海洋自然之旅看，实事观看海洋动物来获得教育。也许大家对自由卫利（Free Willy）杀手鲸的电视剧并不陌生。野生被破坏可导致自然失序，最终人类也要深受其害，这是目前大家皆已明白的浅显道理。食物链顶端的野生动物更具重要的生态功能，远远超过海洋馆明星。
你我普罗大众都可以向海洋馆说“不”，或加入动物权利组织为被囚禁的海洋动物请命。其实马戏团，甚至动物园又何不同？动物娱人之举除了为私人业者制造财富或建立声望之外别无他意，如果说动物园具研究教育和保护稀有品种的功能，那是富争议的。不久前我国的一家动物园不是因私运来自非洲的河马而陷入丑闻纠纷吗？有人批评说，以囚禁的动物为研究对象，有如把监狱囚犯的活动当作人类行为的模式。
人生而自由，野生动物又何尝不是。放了提力空吧！解散马戏团和打开动物园之门吧！让我们趁此虎年之际继续绘画野生脸谱！
宪法乃最佳抗衡工具
【犀乡溪语／黄孟祚】前首相特别事务助理纳西尔（Nasir Safar）因2月2日在一项“一个马来西亚”的研讨会上出言不当，于二日后呈辞。他指我国印度人和华人是外来者，前来求乞与卖身，从而引发了重大反弹。
事后纳吉不得不发言称，我国印裔和华裔族群的公民权有宪法保证，并申明纳西尔（右图）已为自己的言论感到后悔及愿意道歉。是的，作为国家公民，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国家宪法的保护伞下，享有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权利。
在仍然面对族群分化的情境下，纳吉不但要向半岛华印公民化解来自巫统内部的煽动性言论，他也不能忽略砂拉越原住民习俗权益遭受腐蚀的问题。去年6月在他刚任首相不久就宣称原住民的土地权益时不容外人夺取的。
砂政府公然蔑视法庭
看来，砂原住民所面对的威胁不是来自国阵老大——巫统，而是声称具原住民代表性的砂州国阵政府。迄今大片大片的习俗土地已被分配给财团和政府机构，用以各项发展。
强势的砂州国阵政府于2月3日发布文告称高庭最近对Agi anak Bungkong与Mohd Rambli Kawi两项诉讼的判决是错误的，这等于毫无保留地摇撼宪法所赋予之三权分立的国家运作制度，大有渺视法庭之嫌。
高庭法官判词引用联邦宪法第153条款说明沙砂原住民与半岛马来人一样享有土著的特殊身份与地位。砂州政府却指第153条款与土地权益无关。同时指责高庭没有善用所引先例个案。
政府公然批评法庭，直接挑战司法部的判决，在我国应该还是头一遭。有评论指砂州政府对抗式的表态，无非是在告诉社会，他们乃受委托的绝对统治者；拥有最后的说话权力。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无阻地推行各项相关土地的发展项目，诸如伐木、油棕和水电工业。
独立后州政府践踏宪法
尽管许多砂拉越人民在国家成立47年之后，仍然对前殖民政府“倂合独立”（加入马来西亚）的安排不十分认同，但还是确认宪法作为建国契约，对人民毕竟还具有一定的保障功能。
在缺少良政与满是滥权的现任政府体制中，原住民的权益正每况愈下。近年受害社区正寻求法律的公正。习俗法与普通法在宪法的亮光下获得支撑；新近的法庭判决，让原住民初见正义曙光。大家认为也许借助联邦新领导者所提倡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可让这些边缘的社群更有意义地融入国家整体中。
然而，砂州政府的新举动显然是要阻止人民使用宪法作为抗衡工具。说句实话，前殖民政府白拉惹及大英帝国虽然实行没有当地人作主的统治模式，但其所留下的宪法精神，还确实表现西方政治的文明遗产。反而是“独立”后贪腐的地方（州）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骑劫建国宪章，将受统治的弱势社群踩在脚下，因为原住民所拥有的土地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开发潜能。
利用宪法捍卫平等
印度同样受英殖民统治，具有与我国类似的联邦制和立宪的精神，当地原住民及贱民（Dalits）的情况也与我国弱势社群有许多雷同之处。婆纳合同（Poona Pact）等贱民正积极地利用宪法为抗衡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取得平等公民身份。彼等的斗争目前已获一定程度的成功。
我国的原住民没有理由不能同样以宪法来捍卫遭侵犯的权益。然而，吊诡的是，砂拉越的原住民原为道地的土著，与半岛华印裔对比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可是，在现今国阵政府的统治下，却面对习俗权益受损，宪法权利也被剥夺。纳吉的保证在一定程度上可给华、印裔公民的保障，可是他是否也能让砂拉越的原住民享有宪法所给予的保障呢？
半岛的政权在实质的意义上已具备两线制的条件，308以来联邦国阵的政权稳定全靠沙砂二州，会不会是因为政治筹码操在这二州国阵的手中，让联邦州政府也感到无奈呢？谁晓得纳吉会否为了稳固本身的政权，将宪法也典当掉呢？相信他需要政治智慧，因为原住民的醒觉，也可以颠覆目前联邦的政权布局。
事后纳吉不得不发言称，我国印裔和华裔族群的公民权有宪法保证，并申明纳西尔（右图）已为自己的言论感到后悔及愿意道歉。是的，作为国家公民，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国家宪法的保护伞下，享有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权利。
在仍然面对族群分化的情境下，纳吉不但要向半岛华印公民化解来自巫统内部的煽动性言论，他也不能忽略砂拉越原住民习俗权益遭受腐蚀的问题。去年6月在他刚任首相不久就宣称原住民的土地权益时不容外人夺取的。
砂政府公然蔑视法庭
看来，砂原住民所面对的威胁不是来自国阵老大——巫统，而是声称具原住民代表性的砂州国阵政府。迄今大片大片的习俗土地已被分配给财团和政府机构，用以各项发展。
强势的砂州国阵政府于2月3日发布文告称高庭最近对Agi anak Bungkong与Mohd Rambli Kawi两项诉讼的判决是错误的，这等于毫无保留地摇撼宪法所赋予之三权分立的国家运作制度，大有渺视法庭之嫌。
高庭法官判词引用联邦宪法第153条款说明沙砂原住民与半岛马来人一样享有土著的特殊身份与地位。砂州政府却指第153条款与土地权益无关。同时指责高庭没有善用所引先例个案。
政府公然批评法庭，直接挑战司法部的判决，在我国应该还是头一遭。有评论指砂州政府对抗式的表态，无非是在告诉社会，他们乃受委托的绝对统治者；拥有最后的说话权力。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无阻地推行各项相关土地的发展项目，诸如伐木、油棕和水电工业。
独立后州政府践踏宪法
尽管许多砂拉越人民在国家成立47年之后，仍然对前殖民政府“倂合独立”（加入马来西亚）的安排不十分认同，但还是确认宪法作为建国契约，对人民毕竟还具有一定的保障功能。
在缺少良政与满是滥权的现任政府体制中，原住民的权益正每况愈下。近年受害社区正寻求法律的公正。习俗法与普通法在宪法的亮光下获得支撑；新近的法庭判决，让原住民初见正义曙光。大家认为也许借助联邦新领导者所提倡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可让这些边缘的社群更有意义地融入国家整体中。
然而，砂州政府的新举动显然是要阻止人民使用宪法作为抗衡工具。说句实话，前殖民政府白拉惹及大英帝国虽然实行没有当地人作主的统治模式，但其所留下的宪法精神，还确实表现西方政治的文明遗产。反而是“独立”后贪腐的地方（州）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骑劫建国宪章，将受统治的弱势社群踩在脚下，因为原住民所拥有的土地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开发潜能。
利用宪法捍卫平等
印度同样受英殖民统治，具有与我国类似的联邦制和立宪的精神，当地原住民及贱民（Dalits）的情况也与我国弱势社群有许多雷同之处。婆纳合同（Poona Pact）等贱民正积极地利用宪法为抗衡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取得平等公民身份。彼等的斗争目前已获一定程度的成功。
我国的原住民没有理由不能同样以宪法来捍卫遭侵犯的权益。然而，吊诡的是，砂拉越的原住民原为道地的土著，与半岛华印裔对比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可是，在现今国阵政府的统治下，却面对习俗权益受损，宪法权利也被剥夺。纳吉的保证在一定程度上可给华、印裔公民的保障，可是他是否也能让砂拉越的原住民享有宪法所给予的保障呢？
半岛的政权在实质的意义上已具备两线制的条件，308以来联邦国阵的政权稳定全靠沙砂二州，会不会是因为政治筹码操在这二州国阵的手中，让联邦州政府也感到无奈呢？谁晓得纳吉会否为了稳固本身的政权，将宪法也典当掉呢？相信他需要政治智慧，因为原住民的醒觉，也可以颠覆目前联邦的政权布局。
原住民在掌握法庭语言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砂拉越长屋的走廊（Ruai）贯通各户，好比城市的广场是个社区的公共空间。村落的居民在忙碌一天，尤其是晚餐之后，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走廊交谈（Berandau）。这种交谈的内容往往要比城镇咖啡店中，如福州人所说的“车大炮”要丰富得多，除了交换遭遇和听闻等资讯之外，年长者还会向年青人讲述社区的历史，包括百多年来迁移的过程。他们称之古老的故事（Jerita Lama）。
无疑的，社区的记忆是接着走廊交谈而得以保存。这些记忆往往又依靠社区的自然景观而获以持衡。例如一个山洞、一墙石壁或一潭漩涡。尽管那些传说在外人听起来只能充作神话，然而作为族群历史的意义，绝不亚于司马迁的《史记》。
正月21日，古晋高庭法官黄达华宣判民都鲁实巴荷县（Sebauh）三个伊班社区196户居民的习俗地物归原主【注1】。这是继2001年的Nor Ak Nyawai案与2006年Madeli Bin Salleh案以来，另一宗习俗地正义获得伸张的诉讼。与此同期（2009年12月30日），古晋一名马来习俗地主Mohamad Rambli Bin Kawi也在同一个富学（learned）之法官的判决中，取回自己的土地。
习俗地因缺乏一纸官方证明（地契）而遭政府与财团及发展商滥权与霸占。这种情形在砂拉越简直是达到泛滥的地步。受害社区起诉侵权的法庭案件已累积百多两百起，而那只是纠纷的一部分。
口述历史成为呈堂证据
国际上有许多习俗权案例说明官方的字据不是唯一的标准【注2】。习俗权的传承早在现有政府制度成立之前就存在了。在没有合法的程序或赔偿的情况下，否定原住民的习俗地都是不合适的，而我国新近的法庭判决，说明了习俗权益是具有法律保障的。
当然法庭所要求的是证据，长屋居民的走廊交谈内容无法搬上法律的殿堂。长屋人民的代表律师必须细心地将社区的口述历史记录下来。就以实巴荷县三个伊班社区的诉讼来说，他们的控状书列术自1870年以来他们的祖先从第二省（今斯里阿曼省）迁移到民都鲁省的领袖系谱、族群分系过程、居留地所在和社群重要事件。
全球定位仪绘制社区地图
近二、三十年来，原住民社群又借着非政府组织的协助，采用全球定位仪（GPS）的新科技绘制社区地图。原本只留在人民脑海中的习俗地标和地界，通过现代科学语言——地图学（Cartography）可以在法庭上沟通。反之, 辩方所提呈的空中地（Aerial Photo）却缺乏详情，不能准确鉴定习俗地与政府森林地之间的分别，因而不为法官所接受。
财团的监护人和同谋——砂州国阵政府曾试图借立法，使社区绘制地图成为非法（2001年土地测量员法令）。侵权业者的辩护律师曾指非政府组织所用的定位仪器不准等无赖之词，想方设法阻止习俗地主人拿回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
然而，实巴荷县的原住民所呈堂的证据，包括拉者和英殖民政府所发给他们的种植橡胶的证件，以及马来西亚政府所批准的农作物津贴信件等，都说明了他们的习俗地历来是受官方承认的。
习俗土地权益带来政治挑战
法庭的判决无疑地给原住民带来极大的盼望。其实，类似的诉讼已不必一一过堂。如果是好政府的话，只要借着行政的纠正就可以将“误发”的土地发展执照收回来。不过这对财团的损失真是太大了，而霸道的砂州国阵领袖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项既得的利益。
不过，很明显地习俗土地权益的问题已为国阵带来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实巴荷的长屋人民及其他逾百起诉诸法庭之社区的代言律师巴鲁比安（Baru Bian，右图）和施志豪，也是民联人民公正党砂州的主席与中委。还有民都鲁的保罗拉惹（Paul Raja）和美里的夏里申饶（Harrison Ngau）也是人民公正党的重要领袖，他们也正处理着数十个习俗地案件。这些为弱势社群寻求正义的律师，明显地是要从政治的根本去改善原住民的地位和福利。
原住民掌握法庭的用词，已明显地占据了一个法律的优势。然而，险恶的侵权者仍要借法律的烦琐程序，让正义延迟，就是利用上诉再上诉的手段持续占据人民的土地。
是的，当人民已忍无可忍时，改朝换代的时机就来了。
注1：Agi Ak Bungkong & Others v Ladang Sawit Bintulu Sdn Bhd & Others。读者可在www.rengah.c2o.org/news/article.php?identiler=de0783t下载判词。三个伊班社区为Setulai、Selezu和Sepadok。
注2：最常引用的案件有：Mabo and Others v State of Queensland和Delgamuukw v
无疑的，社区的记忆是接着走廊交谈而得以保存。这些记忆往往又依靠社区的自然景观而获以持衡。例如一个山洞、一墙石壁或一潭漩涡。尽管那些传说在外人听起来只能充作神话，然而作为族群历史的意义，绝不亚于司马迁的《史记》。
正月21日，古晋高庭法官黄达华宣判民都鲁实巴荷县（Sebauh）三个伊班社区196户居民的习俗地物归原主【注1】。这是继2001年的Nor Ak Nyawai案与2006年Madeli Bin Salleh案以来，另一宗习俗地正义获得伸张的诉讼。与此同期（2009年12月30日），古晋一名马来习俗地主Mohamad Rambli Bin Kawi也在同一个富学（learned）之法官的判决中，取回自己的土地。
习俗地因缺乏一纸官方证明（地契）而遭政府与财团及发展商滥权与霸占。这种情形在砂拉越简直是达到泛滥的地步。受害社区起诉侵权的法庭案件已累积百多两百起，而那只是纠纷的一部分。
口述历史成为呈堂证据
国际上有许多习俗权案例说明官方的字据不是唯一的标准【注2】。习俗权的传承早在现有政府制度成立之前就存在了。在没有合法的程序或赔偿的情况下，否定原住民的习俗地都是不合适的，而我国新近的法庭判决，说明了习俗权益是具有法律保障的。
当然法庭所要求的是证据，长屋居民的走廊交谈内容无法搬上法律的殿堂。长屋人民的代表律师必须细心地将社区的口述历史记录下来。就以实巴荷县三个伊班社区的诉讼来说，他们的控状书列术自1870年以来他们的祖先从第二省（今斯里阿曼省）迁移到民都鲁省的领袖系谱、族群分系过程、居留地所在和社群重要事件。
全球定位仪绘制社区地图
近二、三十年来，原住民社群又借着非政府组织的协助，采用全球定位仪（GPS）的新科技绘制社区地图。原本只留在人民脑海中的习俗地标和地界，通过现代科学语言——地图学（Cartography）可以在法庭上沟通。反之, 辩方所提呈的空中地（Aerial Photo）却缺乏详情，不能准确鉴定习俗地与政府森林地之间的分别，因而不为法官所接受。
财团的监护人和同谋——砂州国阵政府曾试图借立法，使社区绘制地图成为非法（2001年土地测量员法令）。侵权业者的辩护律师曾指非政府组织所用的定位仪器不准等无赖之词，想方设法阻止习俗地主人拿回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
然而，实巴荷县的原住民所呈堂的证据，包括拉者和英殖民政府所发给他们的种植橡胶的证件，以及马来西亚政府所批准的农作物津贴信件等，都说明了他们的习俗地历来是受官方承认的。
习俗土地权益带来政治挑战
法庭的判决无疑地给原住民带来极大的盼望。其实，类似的诉讼已不必一一过堂。如果是好政府的话，只要借着行政的纠正就可以将“误发”的土地发展执照收回来。不过这对财团的损失真是太大了，而霸道的砂州国阵领袖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项既得的利益。
不过，很明显地习俗土地权益的问题已为国阵带来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实巴荷的长屋人民及其他逾百起诉诸法庭之社区的代言律师巴鲁比安（Baru Bian，右图）和施志豪，也是民联人民公正党砂州的主席与中委。还有民都鲁的保罗拉惹（Paul Raja）和美里的夏里申饶（Harrison Ngau）也是人民公正党的重要领袖，他们也正处理着数十个习俗地案件。这些为弱势社群寻求正义的律师，明显地是要从政治的根本去改善原住民的地位和福利。
原住民掌握法庭的用词，已明显地占据了一个法律的优势。然而，险恶的侵权者仍要借法律的烦琐程序，让正义延迟，就是利用上诉再上诉的手段持续占据人民的土地。
是的，当人民已忍无可忍时，改朝换代的时机就来了。
注1：Agi Ak Bungkong & Others v Ladang Sawit Bintulu Sdn Bhd & Others。读者可在www.rengah.c2o.org/news/article.php?identiler=de0783t下载判词。三个伊班社区为Setulai、Selezu和Sepadok。
注2：最常引用的案件有：Mabo and Others v State of Queensland和Delgamuukw v
环保组织选择与非绿企业合作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正如华教人士要打入国阵来提升华教地位的动机一般，环保组织与企业合作以提升环境管理，本不该有什么非议的。然而，马来西亚自然基金会（WWF-Malaysia）与砂拉越的大安控股公司（Ta Ann Holdings）签署备忘录，以便推行一项全球森林与贸易网络（Global Forest and Trade Network，简称GFTN）的计划，却令维权非政府组织感到无比的困扰。
在非政府组织社体中经常会对介入企业管理，抱持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那是一项机会来参与改善环境，另一种则以为那是徒然无用的，因为许多企业最终还是会进行本身的那一套，环保的承诺只是美化公司品牌的手段罢了。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宗旨着重于自然的保育（Conservation）。GFTN是由他们所发动，据称目前在全球30多个国家中，总共有360个公司、社区、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参与。
为企业界注入环境意识
按马来西亚自然基金会首席执行员沙玛（Dionysius Sharma），他们经常在寻找方法将环境意识注入企业界，并与相关公司共同努力，以达致更好的森林管理方式。
大安控股主席阿都哈默（Abdul Hamed bin Haji Sepawi）在签署备忘录的仪式上表示该项合作象征公司的新纪元，以加强他们对生产合法与可持续木材的承诺。大安目前拥有55万公顷的森林地供木材生产和发展树木园丘之用。
大安控股显然是在砂拉越伐木工业步入黄昏时，兴起的一个以种植树木和油棕为主的大集团。主席与砂首长是表亲，在我国富人排行榜名列第30名，资产估计有1亿8000万美元。阿都哈默也是砂拉越能源（Sarawak Energy）、砂拉越园丘（Sarawak Plantation）的董事，此两家新成立的公司都是从州政府企业转变过去的。
大安涉足多宗发展计划
大安控股的主席也是那因仙德拉控股（Naim Cendera Holdings Bhd）的首脑人物。后者在砂拉越能源发展走廊（SCORE）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前与中国水力（Sinohydro）组成联营，并获得一项总值马币2亿900万元的巴贡水电电流输送系统。这些说明了经济机会分配的砂拉越摸式。
大安在诗巫南门（Naman）的一项数千公顷的油棕园丘在2001年至2004年间以开放焚烧的方式来清理泥炭地，当时对周边的诗巫市民带来多次烟霾的困扰。该园丘的一个主要部分原本是在日本资助下所设立的泥炭林树木品种的研究场所，如今这个原有逾千公顷的保留地，只剩下了十公顷。而大安仍然称他们的公司遵守环保原则。
环保需兼顾原住民权利
按自然之友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安在诗巫省与加帛省共拥有30万公顷的林地作为发展木材园丘之用，其中牵连两千名当地居民的土地。正如其他伐木商转为进行树木种植时，缺少一套有效的社会管理原则。这种与当地人民不良的关系屡屡形成了社会的冲突。
如果自然基金会所注重的只是生态保育的话，那显然对受影响的社群是不公平的。关注原住民的非政府组织之所以感到困扰，正是因为自然基金会选择了环保名声欠佳又没有令人信服的社会责任可言之企业控股。与其说该合作是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倒不如说是在持续合理化自然资源的不恰当使用。因其所涉及泥炭地园丘的开发并不符合可持续的原则。
本文标题说自然基金会选择非绿企业，也许不十分正确，如果反过来说自然基金会是被企业和政府选上，会更适合些。砂第二策划与资源部长阿旺登雅（Awang Tengah）在见证签署仪式时发言称，马来西亚自然基金会是有信誉与友善的非政府组织。言意之下，就是指曾被恫言吊销注册的马来西亚自然之友（Sahabat Alam Malaysia，简称SAM）是无信誉与不友善的了。然而，致力于捍卫我国原住民权益的自然之友在人民的心目中才是言行一致有信誉与友善的非政府组织。
若自然基金会要赢得公民社会的信任，可以尝试协助本南人保育他们的习俗林。目前峇南内陆的17个本南村落单方面宣布将他们的林地列为“本南和平公园”【注1】。也许像自然基金会那样在政府眼里被认为是友善的团体，可为本南人的意愿请命，请求政府给予法律地位来加以保育。因为世界各地已有许多案例证实由社区推行的保育计划，其成功的比例远较政府或企业所设立的来得高【注2】。
【注1】参看http://bmf.ch/en/news/?show=181
【注2】参看Give forests back to local people to save them, Journal Re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DOI:10.1073/pnas.0905308106.
在非政府组织社体中经常会对介入企业管理，抱持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那是一项机会来参与改善环境，另一种则以为那是徒然无用的，因为许多企业最终还是会进行本身的那一套，环保的承诺只是美化公司品牌的手段罢了。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宗旨着重于自然的保育（Conservation）。GFTN是由他们所发动，据称目前在全球30多个国家中，总共有360个公司、社区、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参与。
为企业界注入环境意识
按马来西亚自然基金会首席执行员沙玛（Dionysius Sharma），他们经常在寻找方法将环境意识注入企业界，并与相关公司共同努力，以达致更好的森林管理方式。
大安控股主席阿都哈默（Abdul Hamed bin Haji Sepawi）在签署备忘录的仪式上表示该项合作象征公司的新纪元，以加强他们对生产合法与可持续木材的承诺。大安目前拥有55万公顷的森林地供木材生产和发展树木园丘之用。
大安控股显然是在砂拉越伐木工业步入黄昏时，兴起的一个以种植树木和油棕为主的大集团。主席与砂首长是表亲，在我国富人排行榜名列第30名，资产估计有1亿8000万美元。阿都哈默也是砂拉越能源（Sarawak Energy）、砂拉越园丘（Sarawak Plantation）的董事，此两家新成立的公司都是从州政府企业转变过去的。
大安涉足多宗发展计划
大安控股的主席也是那因仙德拉控股（Naim Cendera Holdings Bhd）的首脑人物。后者在砂拉越能源发展走廊（SCORE）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前与中国水力（Sinohydro）组成联营，并获得一项总值马币2亿900万元的巴贡水电电流输送系统。这些说明了经济机会分配的砂拉越摸式。
大安在诗巫南门（Naman）的一项数千公顷的油棕园丘在2001年至2004年间以开放焚烧的方式来清理泥炭地，当时对周边的诗巫市民带来多次烟霾的困扰。该园丘的一个主要部分原本是在日本资助下所设立的泥炭林树木品种的研究场所，如今这个原有逾千公顷的保留地，只剩下了十公顷。而大安仍然称他们的公司遵守环保原则。
环保需兼顾原住民权利
按自然之友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安在诗巫省与加帛省共拥有30万公顷的林地作为发展木材园丘之用，其中牵连两千名当地居民的土地。正如其他伐木商转为进行树木种植时，缺少一套有效的社会管理原则。这种与当地人民不良的关系屡屡形成了社会的冲突。
如果自然基金会所注重的只是生态保育的话，那显然对受影响的社群是不公平的。关注原住民的非政府组织之所以感到困扰，正是因为自然基金会选择了环保名声欠佳又没有令人信服的社会责任可言之企业控股。与其说该合作是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倒不如说是在持续合理化自然资源的不恰当使用。因其所涉及泥炭地园丘的开发并不符合可持续的原则。
本文标题说自然基金会选择非绿企业，也许不十分正确，如果反过来说自然基金会是被企业和政府选上，会更适合些。砂第二策划与资源部长阿旺登雅（Awang Tengah）在见证签署仪式时发言称，马来西亚自然基金会是有信誉与友善的非政府组织。言意之下，就是指曾被恫言吊销注册的马来西亚自然之友（Sahabat Alam Malaysia，简称SAM）是无信誉与不友善的了。然而，致力于捍卫我国原住民权益的自然之友在人民的心目中才是言行一致有信誉与友善的非政府组织。
若自然基金会要赢得公民社会的信任，可以尝试协助本南人保育他们的习俗林。目前峇南内陆的17个本南村落单方面宣布将他们的林地列为“本南和平公园”【注1】。也许像自然基金会那样在政府眼里被认为是友善的团体，可为本南人的意愿请命，请求政府给予法律地位来加以保育。因为世界各地已有许多案例证实由社区推行的保育计划，其成功的比例远较政府或企业所设立的来得高【注2】。
【注1】参看http://bmf.ch/en/news/?show=181
【注2】参看Give forests back to local people to save them, Journal Re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DOI:10.1073/pnas.0905308106.
哥本哈根协议出卖脆弱国家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由于缺少民主协商程序，其所达致不具约束力的协议被批评为出卖脆弱者。77国集团（G77）的132个穷国拒绝背书，使这项被视为拯救地球的最后列车给误失了。
较早前于2006年就有英国科学家罗夫洛克（James LoveLock）声称，抑制全球升温为时已晚。今天科学界已确认碳排放是导致升温最主要的人为因素。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之前，布什政府并不接受这项科学共识。如今这位被看好的新领袖在致力于减排改革之际，也仍然要面对参众两议院的阻力。
美国人口占全球5%却消耗全球25%的能源，乃世界排名第二的排污者（仅次于人口13亿的中国），但在峰会上美国只承诺于2020年前按2005年的水平减排14%至17%，相当于1990年水平的3%至4%，远较京都协议书所建议的25%至40%少得可怜。也就是说，美国的行为完全不能对缓和升温产生任何意义；即使面对岛国（毛里求斯）代表的眼泪也毫不动容。
评论指奥巴马单方面与新兴排放大国，即被称为BASIC（指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集团达致协议。这些在迅速发展中又人口众多的国家，坚持不能牺牲发展来达致减排的目标。其中有中国承诺减排40%至45%国内生产总值单元的碳密度（Carbon Intensity），不过随着该国经济大幅度的成长，总排放量还是有增无减的。再者，中国声称不让国际检验其减排效果，显得一副唯我独尊的模样。
美中联手骑劫他国利益
这项无成果的协商意味着冰川溶解海水上升的趋势无法阻挡，除了一些小岛国会在将来不久被淹没之外，亚洲、非洲及拉美的许多贫穷国家，也要面对因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粮食和水源短缺严酷考验。
政府间气温变化委员会（IPCC）认为全球气温上升必须稳定在摄氏二度以下。其实全球均温上升二度时，在某些脆弱地区如非洲沙哈拉以南可能会升温三度至五度。那将是人类生活所承受不了的变化。小岛国和许多低洼的地方，在此温度下也早已没入水中。所以可容许的最高界限应为1.5度。那就是让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密度保持在450PPM（百万份）之内。目前的密度（包括其他温室气体）估计已逾430PPM，而每年增长约2PPM。相较工业革命前的280PPM
已增加了65%。
77国集团主席狄爱平（Lumumba Di-Aping）对奥巴马的宣布表示失望。他指出协议将对非洲和小岛国带来巨大的破坏，并称不民主的协商过程已彻底摧毁联合国的民主原则。他说：“我们穷国被迫签署这份俨如纳粹毒气室的合同。这是不能接受的。”不单如此，北欧的瑞典环境部长卡尔格林（Andreas Carlgren）也批评这以美国和中国为首的协议乃骑劫其他国家的权益。他认为，富强的国家必须遵守国际的规则，以共同的制度与工具来抑制气候恶化。
碳交换无助减排
再者，美国宇宙局（NASA）的首席科学家韩森（James Hansen）并不认同西方国家所倡议的碳交换方式（Cap-and-trade）。就是工业国图以金钱来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绿化事业，以换取继续排污的许可。这项机制对天空减碳是没有帮助的，因为许多工业排放是燃用化石能源，就是把地底的碳抽出地表。而绿化事业，如植树只是地面的碳循环，被固的碳（木材）在一段时间后又会腐化排入天空。因此，只有绝对地减少燃烧化石燃料，才能遏止大气层碳密度的增加。自然界原有的冲刷能力如海洋与土壤对碳的吸收是有限度的，何况海水湿度的上升和土地的破坏，已缩小了其吸收碳的功能。
峰会期间贫穷国家要求富裕国家给予金钱的援助和技术转移来发展减排的机制，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富国对此要求却有所保留，以为缺乏良政与贪腐的政府会让援助金掉入无底洞。穷国坚持目前的升温问题都是富国过分排放所致，因此要求援助来提升穷国人民的生活和缓和气候变化所造成的伤害乃合情合理之事。可是富国认为非洲52国美元四千亿元的叫价有点狮子开大口，稍后改为到2020年提供美元一千亿元时才获接受。
然而，岛国图瓦卢（Tuvalu）的代表并不认为减排可以这般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达成。费莱（Ian Fry）说其国家人民的前途非卖品，因此无法接受这份协议书。
曝露政治协商失败
国际环保团体也都异口同声表示对哥本哈根的协议感到失望，绿色和平总监奈都（Kumi Naidoo）说批评说，世界的领袖无能挽救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虽然我们还有机会救助千百万人的性命，但情况已越加困难了。自然之友国际主席巴色（Nnimmo Bassey）则形容协议为悲惨的失误。他指延迟的行动和不理会升温对地球生命支援系统的冲击，无异于在加速恶化之气候中，将世界最穷苦人民推送至饥饿、痛苦与死亡的绝境。
澳大利亚的分析家加利哈山（Ghali Hassan）认为，哥本哈根峰会之所以失败乃因富裕的排污者不愿让步，以便接纳那以科学为根据的全球降温有效合约。这种自我蒙骗的心态只会为全球带来更多对升温冷漠所换取的咒诅。
其实，抑制全球升温并不是技术的问题，因为化石燃料的替代方案如风力、太阳能和生物能、水力等已获开发。这也不是经济的问题。经济学家强调，温室气体可在不必大量牺牲全球经济的前提下，得以减低。其真正的问题是政治的，而哥本哈根所显示的正是这种政治协商的失败。
较早前于2006年就有英国科学家罗夫洛克（James LoveLock）声称，抑制全球升温为时已晚。今天科学界已确认碳排放是导致升温最主要的人为因素。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之前，布什政府并不接受这项科学共识。如今这位被看好的新领袖在致力于减排改革之际，也仍然要面对参众两议院的阻力。
美国人口占全球5%却消耗全球25%的能源，乃世界排名第二的排污者（仅次于人口13亿的中国），但在峰会上美国只承诺于2020年前按2005年的水平减排14%至17%，相当于1990年水平的3%至4%，远较京都协议书所建议的25%至40%少得可怜。也就是说，美国的行为完全不能对缓和升温产生任何意义；即使面对岛国（毛里求斯）代表的眼泪也毫不动容。
评论指奥巴马单方面与新兴排放大国，即被称为BASIC（指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集团达致协议。这些在迅速发展中又人口众多的国家，坚持不能牺牲发展来达致减排的目标。其中有中国承诺减排40%至45%国内生产总值单元的碳密度（Carbon Intensity），不过随着该国经济大幅度的成长，总排放量还是有增无减的。再者，中国声称不让国际检验其减排效果，显得一副唯我独尊的模样。
美中联手骑劫他国利益
这项无成果的协商意味着冰川溶解海水上升的趋势无法阻挡，除了一些小岛国会在将来不久被淹没之外，亚洲、非洲及拉美的许多贫穷国家，也要面对因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粮食和水源短缺严酷考验。
政府间气温变化委员会（IPCC）认为全球气温上升必须稳定在摄氏二度以下。其实全球均温上升二度时，在某些脆弱地区如非洲沙哈拉以南可能会升温三度至五度。那将是人类生活所承受不了的变化。小岛国和许多低洼的地方，在此温度下也早已没入水中。所以可容许的最高界限应为1.5度。那就是让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密度保持在450PPM（百万份）之内。目前的密度（包括其他温室气体）估计已逾430PPM，而每年增长约2PPM。相较工业革命前的280PPM
已增加了65%。
77国集团主席狄爱平（Lumumba Di-Aping）对奥巴马的宣布表示失望。他指出协议将对非洲和小岛国带来巨大的破坏，并称不民主的协商过程已彻底摧毁联合国的民主原则。他说：“我们穷国被迫签署这份俨如纳粹毒气室的合同。这是不能接受的。”不单如此，北欧的瑞典环境部长卡尔格林（Andreas Carlgren）也批评这以美国和中国为首的协议乃骑劫其他国家的权益。他认为，富强的国家必须遵守国际的规则，以共同的制度与工具来抑制气候恶化。
碳交换无助减排
再者，美国宇宙局（NASA）的首席科学家韩森（James Hansen）并不认同西方国家所倡议的碳交换方式（Cap-and-trade）。就是工业国图以金钱来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绿化事业，以换取继续排污的许可。这项机制对天空减碳是没有帮助的，因为许多工业排放是燃用化石能源，就是把地底的碳抽出地表。而绿化事业，如植树只是地面的碳循环，被固的碳（木材）在一段时间后又会腐化排入天空。因此，只有绝对地减少燃烧化石燃料，才能遏止大气层碳密度的增加。自然界原有的冲刷能力如海洋与土壤对碳的吸收是有限度的，何况海水湿度的上升和土地的破坏，已缩小了其吸收碳的功能。
峰会期间贫穷国家要求富裕国家给予金钱的援助和技术转移来发展减排的机制，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富国对此要求却有所保留，以为缺乏良政与贪腐的政府会让援助金掉入无底洞。穷国坚持目前的升温问题都是富国过分排放所致，因此要求援助来提升穷国人民的生活和缓和气候变化所造成的伤害乃合情合理之事。可是富国认为非洲52国美元四千亿元的叫价有点狮子开大口，稍后改为到2020年提供美元一千亿元时才获接受。
然而，岛国图瓦卢（Tuvalu）的代表并不认为减排可以这般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达成。费莱（Ian Fry）说其国家人民的前途非卖品，因此无法接受这份协议书。
曝露政治协商失败
国际环保团体也都异口同声表示对哥本哈根的协议感到失望，绿色和平总监奈都（Kumi Naidoo）说批评说，世界的领袖无能挽救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虽然我们还有机会救助千百万人的性命，但情况已越加困难了。自然之友国际主席巴色（Nnimmo Bassey）则形容协议为悲惨的失误。他指延迟的行动和不理会升温对地球生命支援系统的冲击，无异于在加速恶化之气候中，将世界最穷苦人民推送至饥饿、痛苦与死亡的绝境。
澳大利亚的分析家加利哈山（Ghali Hassan）认为，哥本哈根峰会之所以失败乃因富裕的排污者不愿让步，以便接纳那以科学为根据的全球降温有效合约。这种自我蒙骗的心态只会为全球带来更多对升温冷漠所换取的咒诅。
其实，抑制全球升温并不是技术的问题，因为化石燃料的替代方案如风力、太阳能和生物能、水力等已获开发。这也不是经济的问题。经济学家强调，温室气体可在不必大量牺牲全球经济的前提下，得以减低。其真正的问题是政治的，而哥本哈根所显示的正是这种政治协商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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