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6, 2011

国际森林年的政治意义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联合国对“国际年”的制定无非是为唤醒世人对有关事件和议题的关注,并期望政府和人民能采取适当的对策和行动来解决问题及改善情况。




二月初推展的2011年国际森林年就是继生物多样性年之后,另一项相关自然保护的全球呼吁。后者延续前者的努力,把焦点调准在陆面的一个重要生态区。



也许我国大多数人民尚不知道,国际社会保护热带雨林的第一波热潮,乃起源于20多年前砂拉越本南族群设路障的活动。全球首次意识到热带雨林的脆弱。



当时环保运动已入高峰的西方社会正尽力采取诸多措施及大事报道各地相关雨林的危机,包括设立木材认证制和约制非法木材产品贸易等。民间组织环保团体发起保护森林运动,并将原住民社群,尤其是本南人的捍卫权益活动推向世界的舞台,成为了热带雨林的守护明星。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森林保育计划主任马金尼斯(Stewart Maginnis)认为森林年的设立是要让森林的问题再回到议程的一项重要决定。希望借此提供我们真正的机会将森林议题摆出来讨论,并把已有的成就进一步兑现。



全球16亿人靠森林为生



在回应一项访谈时,马金尼斯指出,全球估计有16亿人民依靠森林为生。不单是内陆的原住民,许多社会边缘的农村也需从森林获得食物、燃料及换取现金的资源【注1】。



只是这些社会功能长久以来被政策的制定者所忽略,没有被写入家庭收入的统计中,尤其是那些非现金的收入。也正因如此,国家的森林政策遭严重地扭曲,似乎将木材列为唯一对国家有经济贡献的森林产品。



大家都记得不久前在马哈迪的时代,保护森林的活动往往被当作反国家反发展的行为。本南人被形容为荒蛮的野人,必须从森林中抽出重新安置他们;在政府与伐木商的眼中,原住民俨然是国家经济成长的障碍。



按自然保护联盟的全球统计,森林为其所依赖之家庭每年提供约130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所有工业国为落后国家所提供的发展援助金的总额。这么庞大的数据被世界各国政府所忽略,简直是一项不可饶恕的过错。



上世纪90年代,笔者曾对砂拉越泗里奎省的一座长屋12户家庭的森林收入作了五年的量化统计,发现他们的收入远在国家贫穷线的三倍或四倍以上。而他们可能在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被归类为极端贫穷的一群,因为他们的现金收入不多。



当时州政府有意将那片数百公亩的社区森林地交由发展商去开辟为油棕园丘,当地社区却强力反对该举。他们认为,园丘经济利益的分配方式不会真正惠及社区人民。今天许多被征收的习俗地园丘项目已证实了人民所担心的。而森林原有多样性的生态及其他生态及社会服务功能,绝不是园丘所能提供的。



国阵政府无政治意愿



粮农组织(FAO)的助理总干事厄多都(Eduardo Rojas-Briales)在纽约所举行的国际森林年推展礼上说,这一年对达致更高政治意愿和关注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森林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包括能源、气候变化、土地规划和水源管理的层面。因此,不能依赖一个低姿态的承诺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进入政府的高层,才能获得转机。



就马来西亚而言,森林与土地皆属州政府的权限。目前各州政府对森林事务,显然都未具有高姿态的管理意念。非法伐木活动依然频繁,伐木业与当地社区的矛盾也未曾平息。联邦政府的较高准则似乎没有获得地方州政府的采纳与执行。



环境评估(EIA)也往往流于敷衍的表面形式。尤其是砂州的伐木执照重入砍伐(Re-entry Logging)的评估,并不符合可持续管理的要求。否则,类似2010年拉让江上游浮木阵的事件就不会发生了【注2】。



2011年也正是砂拉越州议会选举年(现届议会于七月任满)。今天同国阵对立的人民联合阵线正在厉兵秣马,有意让乡区的选民与城镇看齐。希望在东马(砂拉越及沙巴)建立两线制的基础,并与西马的政治生态互相呼应,以期达到改朝换代的效果。



是的,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砂州国阵政府在森林政策上并没有显示所应有的政治意愿,腐败的领导层自饱私囊的行径已遭网络媒体,如《砂拉越报告》(Sarawak Report)等赤裸地暴露。而森林这项重要国家财富与生态资源,已不能容许继续失误。



如果说森林年的成功需要政府的意愿,那么缺乏意愿的政府,只好等待改换了。



注释:





一·研究显示,非洲的加纳农村家庭收入有三成半是来自周边的森林和森林资源。





二·2010年10月7日及8日,拉让江上游土崩导致大量朽木流冲往下游构成了一排长达50公里的阵排,而将浮木阵(Logjam)写进了伐木行为的词汇中。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