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环保牵连全球稳定

【犀乡溪语／黄孟祚专栏】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石油价格结构已从每桶20-40美元提高到40-60元（甚至更高70-80元）。分析指出，此趋势一方面是因为油产国的动荡给人一种对全球石油市场缺乏安全的感觉；这些国家包括伊朗、尼日利亚、印尼和苏丹。


不过，最主要是由于中国、印度、巴西与前苏联邦国，这些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不断改善生活条件，其总计约30亿的新消费者正冲进全球市场，人人都想拥有自己的住宅、汽车及家庭电器，因而大幅度提高了能源需求，把石油价格推向高峰。

评论家费莱曼（Thomas L. Friedman）于5月16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发表了一篇题为《石油政治的第一定律》。他说，按此定律：石油价格升得越高，则言论出版和竞选的自由小公民，以及司法独立与法治精神，就相应下降。这是由于石油价格高攀，油产国领袖就不太在乎外界的声音；相反的，当油价下降时，他们会被迫走向一个更具透明度的政治制度，对反对的声音会更加敏感，也会更注重建立法律与教育的机构，加强培训人力资源，和市场的竞争力以吸引更多的外资。

美加州洛杉矶大学政治科学家罗丝（Michael L.Ross）指出，石油所带来过分的外汇可生产“镇压效应”，因为那会容许政府大量花费在警察，内安和情报机制上，致使民主运动受辖制。此外，由于可直接动用石油财富消除社会压力，不必依赖税收，因而也不需对公众负责。

费莱曼争议说，石油国的自由步伐往往随油价升降而变化；他称油富国领袖有大笔金钱可以用来建立安全系统、贿赂异议人士、收买选票和公众的支持，以及抗拒国际规范与协约。他举例俄国与委内瑞拉的民主自由，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而下降。伊朗的国际贸易自由与石油价格的升降成反比例。

尼日利亚（石油收入占外汇的90%）的法律制度，也同样与石油价格成对比。1990年代初，阿拉伯油产国如科威特、沙地和埃及在当时低迷的石油价格（17美元）下，多少都讨论着经济改革。可是当石油价格逐渐上升时，改革的步伐，尤其是政治改革，就缓慢下来。

这位纽约时报评论家的研究发现，油价上升已将油产国变得更加专制。俄国总理普丁的表现就是个重要的例子，他对车臣的控制及逮捕主张开放民主议程的商人Khodorkorsky，都把该国的自由指数拉低。

石油专制主义

我国虽不能算是油富国，但来自石油的外汇收入却占有重要部分。自阿都拉上台以来，也正是石油价格上升快速的之际。我们可否将石油政治的第一个定律应用在我国呢？回顾过去三个多年头以来，曾以廉洁形象登上这个最高政治地位的马哈迪指定继承人，其形象如今若未完全消失，也肯定已被冲淡了。特别是首相贤婿凯里的冒然突现，似乎可以看出其与第一定律有某方面相符之处。是否如此尚待学者研究。

在此，国贸部长拉菲达八月底在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后，针对土著30%股权的政策，发言说：“不接受的外资可以离开”。不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吗？

我国公民社会数度在双峰塔前的示威，抗议政府没有给我国石油消费人更多津贴。升高的油价致使百姓生活添加压力，示威者也许并未理解石油政治第一定律，但很清楚那是在抗拒民主自由与良好施政的空间缩小。然而，即使政府提高石油津贴，也无助阻止全球油价上涨（2007年财政预算已决定石油津贴保持马币190亿元，意味石油价格的上升，必将令我国油价会再度随之而起）。

费莱曼写道，石油专制主义（Petro-authoritarianism）虽不同于共产主义曾对西方造成的威胁，但长远来看可能进一步恶化。显然，他是站在美国立场发言，但其警告不无理由。就以目前的伊朗和苏丹来说，上升的油价不但无助国家民主自由及和平，也令那些依赖其石油供应的民主国家，如印度与日本拿他们没办法，而对其行为视而不见，长期下去对全球稳定不利。“当越多的石油专制国家发生负面冲突时，全球的政治就要被毒化。”

费莱曼的结论是：“美国倡导民主的策略，若不支持寻求一项可持续的石油替代策略，以及拉低石油价格，则定是毫无意义，也必然失败。”他发出一则清晰的信息，即外交策略和民主的世界，决不能脱离能源环保。替代能源在环保运动与研究中，是已有许多的讨论与建议，其中包括风力、水力、太阳能等。

如此看来能更环保不再是环保份子的嗜好而已，也是全球外交政治和世界安全稳定的必要努力。